《叻报》与《星报》有关李鸿章出使欧美南来的报导

李庆年〔新加坡〕

前言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96)，李鸿章以“头等出使大臣”出使欧美。此次出使的公开任务是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其实还包括与俄国密谈联合拒日问题，与欧洲各国商谈增加入口货厘金问题，此外还包括视察西方国家的工厂制造，而游历自然包括在内。
关于李鸿章出使欧美，新加坡的《叻报》与《星报》可说是全程报导，有闻必录，巨细靡留，因此留下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这对于研究李鸿章出使欧美是有帮助的。
根据这两份报纸的新闻所述，它们的新闻来源有四种。第一种是来自本地和外地的西报，其中述及的“实得力太晤士西报”就是本地的英文《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至于外地西报，除了《伦敦泰晤士报》 (The Thames) ，还有《上海西报》、《上海新报》、《字林西报》。一般上，西报都是笼统称作“欧西日报”、“泰西日报”。其中还有二则提及法《添时新闻报》、《迭八新闻》，应该属于法文报纸。此外，还提及一份英国《煞达铁烈布欲杂报》。第二种是来自电讯(电报)。1871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的海底电线接通。1877年，又与槟城、仰光接通，并衔结上印度到伦敦的海底电线。当时还没有长途电话，电报是唯一的长途通讯工具，所以新闻中所说的“来电”，即指电报电报所传送的新闻稿经翻译后成为新闻。至于由何人所发，报馆是否与外地通讯社签订供稿协议，则不得而知。不过，新闻稿中提及的“吕打”，无疑就是英国的“路透社”。第三种是来自书信。这方面的稿源不少，在新闻中看到的就有“上海来函”、“上海来信”、“津友来信”、“津友来函”、“津口函报”、“天津来信”、“天津友函”、“天津采访友人”、“香港来信”、“前途来信”、“友人函述”、“友人投书”、“京友来函”、“奥礼沙来信”、“英京来信”、“欧洲来信”、“俄京来信”、“巴黎斯来信”、“德京来信”、“华盛顿来信”、“横滨来信”等等。这许多来信稿源，除了上海、北京、天津三地无可疑义，其他国家来信十分值得思考。当时，《叻报》与《星报》肯定没有驻外通讯员，即使是报馆友人也不可能跟随在李鸿章身旁记录，因此，我怀疑这些书信是李鸿章的随从所寄。查这两份报纸，竟然各有五则新闻完全一样，为什么会出现一稿两投呢？这些稿件是否有人与报馆约定供稿，或竟是有付稿酬？这都是很有趣的问题。第四种是报馆记者自家采访。李鸿章抵达新加坡时，两家报馆都派记者(当时称“访事人”或“采访人”)前往采访，李鸿章在新加坡登岸不到一天，然而两报前后的报导却是详尽透彻。
本文仅根据《叻报》与《星报》报导李鸿章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上海、香港、西贡，迄至新加坡的行程作为参考。至于欧、美、日的报导，则因篇幅太长，只好从略。


北京 天津 上海

1896年2月24日，年届73岁的李鸿章奉命从北京出发，出使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李鸿章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第一站是俄国。他的主要任务是借庆贺俄国沙皇加冕为名，进行联俄拒日活动，打算借俄国人的力量阻止甲午战争后继续扩张的日本势力。其次是由于连年对外赔款，国库空虚，加上银价大跌，海关对外国货逢百抽五的厘金已经无法帮助解决财政困窘。当时，销往中国最多货物的国家是英国，李鸿章一厢情愿，以为亲自上门与英国首相商议就可以解决问题。
李鸿章还未奉命出使之前,传说清廷原想委派湖北藩台王芍棠为出使钦差大臣，此事被俄国驻京公使所知而加以阻止，理由是“俄皇举行加冕礼，大典攸关，似非微垣之职，堪赋皇华之选，非亲王枢臣，不足膺斯重寄而合体制也。鄙意非派恭、庆两邸，即派李傅相，方堪称职云。”李鸿章原先“以年迈难于远涉为词”，但是后来却“慷慨请行”，可见他是自愿出洋的。可悲的是，委派出使钦差大臣竟然遵照外国公使的指示去办，清廷之软弱无能，于此可见。
离开北京，李鸿章带着随从抵达天津，水师营预备了炮艇前来迎接。他携同妾侍、公子一班家属，住进海防公所。从天津，他电令招商局总办沈子枚派遣“海晏轮”前来塘沽迎接。又电南洋大臣张之洞转达副使邵小村在上海等候一同出国。
李鸿章人还在天津，大儿子经方搭乘轮船先抵上海，布置迎接事宜。上海县令“差家丁在沪北天后宫侧钦使行辕内外，雇令工匠粉饰一新。码头搭盖彩棚，悬灯结彩，预备恭迎节麾。”3月14日，李鸿章抵上海。3月17日，上海道宪黄幼农“假泥城迤西张氏味莼园内之安垲第大洋房肆筵，设宴恭请相节驾临，并召丹桂菊部演剧侑觞。”上海各局官员数十人到场迎接。味莼园内外布满差役和华、印巡捕。在炮队、马兵和护卫簇拥中，李鸿章“身穿黄马褂，三眼翎宝石顶”，坐在凤驰电掣的马车上，来到园中。丹桂园戏班班主请示黄幼农，“观察复添传天仙、天福两园各妙伶，三班齐演，不为人多，实为博得李鸿章一乐也。”3月8日，李鸿章搭乘法国轮船“夏尼士西挽”号，启程出国。

香港

3月31日，李鸿章抵达香港，然而他没有登岸。从上海经过刚被日本人强夺去的台湾，又来到54年前被英国人强夺去的香港，不知他作何感想。据称，他原本“拟暂登岸一行，即至太平山酒店，少歇征尘。”而且“今港地诸人已预备联设公宴，以请相公一酬。”同时“港官前经预备款迎傅相之礼，倘相节在港登岸，将排设全体兵马，以相款接。”李鸿章终于没有登岸，所持的理由是“不欲登岸重劳地主，故特力辞。”既然是“力辞”，港方必定有所邀请，而李鸿章即使不登岸，港方也应该派人上船谒见。由此可以看出英国人的心理，强占了你的地方，偏不要在被统治的港人面前给你面子。
李鸿章没有登岸，当时还有一种说法。由于香港当时发生流行疫症，而下一站的新加坡早有规定，凡是来自发生疫症地方的船只，都必须“禁港”九天，就是不准搭客上岸，留在船上以待观察。如果李鸿章在香港登岸，他所乘搭的船只是否也要“禁港”呢？实际上，当时新加坡方面对此并无表示，《叻报》说，“今港地复发电至本坡国家处询问，谓李傅相旌节若曾在港中登岸，则该船抵叻之际应否为禁港云云。”又说，“今当中朝上相遥赋皇华，是与平常船只不同，故港地特发电报来坡询及也。”刚刚把台湾送给别人，又来到已经失去的香港，李鸿章心中不无怵惕，登岸不无风险，于是流行疫症自然成为很好的遁词。在港督方面，当然不希望李鸿章上岸，一来不希望港人见到天朝大臣，二来大概与保安有关。至于所谓“发电至本坡国家处询问”，则可看出英国人处理事情的狡黠手段，先制造风声，叫你知难而退。

西贡

离开香港，李鸿章途经法国殖民地越南，西贡总督上船拜会，殖民地官员在码头迎接。西贡总督在总督府设晚宴款待，又演戏助兴，李鸿章“不胜欢感之至”，这与在香港不要登岸成为对比。


新加坡

1896年4月7日，李鸿章抵达新加坡。此前一周，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已经通过报纸谕请“凡我华官商，届时理宜整理衣冠，至然申码头(Johnston’s Pier,即华人所称的红灯码头)接官亭中恭迓节麾，以彰国体。是日，各铺户门首，请悬灯挂彩，以壮观瞻。”张弼士事先向殖民地政府商借然申码头，“俾得铺陈”，于是将码头打扮起来，“接官亭上，遍悬彩红及各色旗帜，并以盆花、古树、草径、花蓝等为之点缀，码头之上，气象一新。”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署“亦一律铺设整齐，并预备车马甚多，以为使相及诸随员乘坐遨游之用。更备华筵多席，以宴嘉宾。”与此同时，海峡殖民地总督闵制府( Charles Michell) 也吩咐手下，“即在 府内陈设一新，并备盛筵，以备相节到府中宴叙。”
上午八点，新加坡总督派遣几名官员，连同一名日本领事官员，乘小轮前往停泊在海面上的轮船，迎接李鸿章上岸。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早已带领着副领事金涧苹和领事署官员，以及“叻产闽绅林文庆等”，抢先登上轮船谒见。殖民地官员随后上船，转达总督的邀请。于是李鸿章登上官方准备的小轮，朝然申码头驶去。
上午九点，然申码头人头攒动，兵士列队，总督派来的辅政使司瑞天咸( Frank Athelstone Swettenham) 正在恭候。小轮靠岸时，升旗山上鸣放十九响礼炮，瑞天咸上前与李鸿章握手。过后，李鸿章与长子经方、次子经述、随员罗禄丰、于式枚等，上了总督派来的马车，随瑞天咸到总督府。李鸿章上了车，“笑容可掬，左顾右盼，与路之人点首为礼。”马车两旁有五十个持枪的印度兵一路跑步护送他，直到总督府。其余随员则由副领事金涧苹与笔政沈鼎之带领，到领事署用早餐。 李鸿章到达总督府，闵制军(由于总督名Michell,华人为他取了闵姓，制军或制府是总督的别称。)迎入客厅，谈叙一刻钟，随即共进早餐。在座还有俄国领事，十一点，早餐完毕。
下午一点，总领事张弼士带领百余个闽、粤绅商(大多数有官衔，都是捐官买来的虚衔。)列队呈上手版(名片)，要求李鸿章谒见。这班人先在外头一一与闵制军握手，还得劳动闵制军进去请示李鸿章的意思。李鸿章果然不负众望，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走出来。可以理解，这班人在他眼里，不过是赚了点钱而又想沾点光罢了。《叻报》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使相乃从容出，至厅前侧立。制军即立于使相之右，参赞暨督辕各弁则鹄立侍候，肃静 无哗。而张弼士观察即引各绅至傅相前请安，傅相谦仰不胜，再三慰问，因谕各绅谓：“余 向在中国时，即闻诸君居住叻地，安居乐业，地方政令甚宽，诸君子均得安享优游，余心甚 慰！今得见列公之面，又复多劳谒见，深感雅谊云云。”列绅唯唯，时粤绅吴夔甫太守向使 相禀称：“诸绅商等皆属商务中人，仪节未娴，尚祈原宥！”使相答曰：“余与诸君等皆属 桑梓至亲，今在海外相逢，又何拘乎礼节？”言罢即拱手与诸宾为礼，诸宾乃齐告退。


吴夔甫代表绅商说话，唯恐冒犯李鸿章，诚惶诚恐心态，可想而知。而李鸿章一副淡定神情，慰问有加，虽然说的都是客套话，却没有摆出架子。总领事张弼士安排这班地头绅商与李鸿章见面，他担心的是，如果不能满足这班人的谒见要求，不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在当地处理侨务是无法得心应手的。我们注意到，张弼士作为总领事，却没有随同李鸿章赴总督府共进早餐，而是在几个钟头之内，忙着照应这班人马，并一个一个向李鸿章引见，在帮派意识浓厚的新加坡，任何一个帮派成员都不可遗漏引见，这种工作压力是很大的。闵制军虽然在自己府内，对着这班来势汹汹的求见者，一时也束手无策，只好由李鸿章自己出来应对了。
下午两点，李鸿章离开总督府，乘着官方马车“遨游叻地一周”，所谓“一周”，并非指全岛，而是一阵的意思，指的是市区边沿，从总督署(今天的总统府)到湿迷路，又称勿拉士巴杀路(Bras Bassah Road)一带, 匆匆浏览，即行离开，不敢进入华侨聚居的市区。
下午四点，又乘着马车前往粤商佘连城的“明丽园”参观。(此园原址在实笼岗路与明地迷亚路之间横跨黄埔河的地段。原为胡亚基(璇泽)产业；胡氏没落后，为佘连城购得；佘氏没落后，为阿拉伯商人所有，华人称之 “阿拉伯花园”(Alkaff Garden) ，阿拉伯商人后亦没落，荒芜许久，五十年代尚存，可谓历尽沧桑。)
下午六点，乘坐官方马车，经甘榜巴鲁(Kambong Bahru)，由位于巴西班让 (Pasir Panjang)的慕娘码头(Borneo Port)搭乘小轮回返轮船。
《叻报》说李鸿章“至七下余钟时，即展轮出口”，《星报》说“订于是晚八点钟启轮西渡”，两份报纸的报导看起来好像是当晚就已经离开，事实上，李鸿章逗留在新加坡海面上总共七天，直到4月14日才离开。这是为什么呢？李鸿章在新加坡登岸仅半天，走马看花，匆匆浏览一番就上船去了，此后六天都在船上等待启航，没有再上岸，也没有人上船去拜访，其中定有原因。
李鸿章从上岸到返回船上，所乘坐的马车一直是殖民地政府所提供的，而清朝总领事署所预备的马车，他完全没用。殖民地政府提供马车，也提供五十个配带枪械的印度兵，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这明显地是从安全方面考虑。《叻报》报导，“兹阅西报谓，是日下午，使相乘车出游以迄赴船之际，本坡巡捕官派出诸差沿途伺候，严肃异常。据谓，叻地华民因中东一役，心怨傅相者多，恐有无知小民，从而生事，故预派多差，出而弹压云云。”这则报导，相信不是空穴来风，否则李鸿章返回船上，为什么不用上岸时的然申码头而悄悄地改用偏僻的慕娘码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支曾经多次访问新加坡的舰队，在华侨的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战争失利，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要负绝对的责任，如今卖国贼到来，的确会引起华侨的愤慨。李鸿章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匆匆来去，船期未到，只好躲在船上，谢绝一切拜访了。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这么说道：“据所知，由于许多中国人对李鸿章处理中日甲午战争的手法怀着愤怒的情绪，所以警察采取了极严密的措施来保护他。”至于《叻报》与《星报》报导李鸿章当天晚上启航离开，可能是故意放出的风声，目的是模糊人们的注意。
李鸿章在新加坡本岛只待了半天，不过却证实一件事情，根据报纸的采访，他的身边并没有外藉随员。根据《叻报》报导，他的随员包括李经方、李经述、罗禄丰、木庵塔克什纳、春联芳、于式枚、林怡游、薛邦和、黄家伟、柏斌、张柳、洪希甫、冀昌、麦信坚、黄子明、直剌正谢起源、罗忠彤，以及唯一的洋员北洋官医英国人亚羽因。《叻报》还说，“按此次傅相赴俄，并未带有西藉随员，只有英国医生一名，“闻亦只随至中途，即令其在中途祗候，并不偕至俄国。”这与近年所见有关李鸿章出使欧美的著作所述不一样。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颟顸无能政治的代表人物，近来有人替这种丧权辱国的人物喊冤，甚至想替他翻案，从文章到书本到影视，处处放出功大过小的烟幕，把反面教材当成正面教材，企图改变人们一向来的共同看法，企图抹掉这个人物对民族，对历史的消极作用。李鸿章作为出使欧美的钦差大臣，并不因此说明他是能干的，联俄拒日没有做到，争取提高入口货厘金的任务也没完成。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不过是个人出国旅游罢了。根据报纸记载，尤其可笑的是，李鸿章出门在外，随身携带一副棺材，到处停放，让洋人耻笑；在美国，不理睬华侨要求他对美国政府提出禁止苛待华侨的请愿；在美国，观赏歌剧，竟然要替一位烂赌成性的女演员还债，还想把她带回国；在比利时，替自己订购可供数十人进餐的玻璃餐具；在德国，与俾士麦大谈培养儿子成为官僚的心得；在英国，与英国首相商谈厘金没有结果就显出不耐烦而又顾左右而言它的模样；在英国，向侵略中国的刽子手戈登坟墓献花致意。以小见大，李鸿章有着俗不可耐，克板呆滞，没有自尊的特性。

2004年11月1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