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全国学生联合会特派员 ──刘清扬南来的两篇报告文章

李庆年［新加坡］


【引言 】

1919年5月1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凡尔赛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索还山东胶州租界的外交行动上失败，与会的美、英、法操纵会议，准备把德国在华占领地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迅速动员起来，5月4日，酝酿多时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终于爆发。
5月4日，北京学生集中在天安门举行抗议集会，过后游行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准备向英、美、法、意等国表示抗议。由于队伍受阻，于是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找到躲在赵宅的驻日大使章宗祥，将他痛打一番，并焚毁曹宅。由于警察逮捕三十二个学生，学生决定于5月6日举行总罢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十几间学校的校长组织了校长团，准备营救被捕学生。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7日，学生释放。
5月9日，蔡元培感觉威胁，离京出走。学生联合会决定5月19日举行总罢课。向总统徐世昌提出六项要求：
(一) 欧洲和会不得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挽回蔡元培、傅增湘，取消田应璜长教育部；(四)收回警备命令；(五)交涉留日学生被捕事；(六)维持南北和议。学生在罢课期间，到处演讲宣传，发起抵制日货。
6月3日，北京政府开始对学生进行大逮捕。学生通电全国各界，得到响应支持，罢课、罢工、宣传、抵制日货各种运动，此起彼伏。在全国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在6月10日 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
6月28日，和约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刘清扬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许多团体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是其中一个。1919年5月5日，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人得知北京爆发五四学潮，立刻召开全校紧急会议，商议响应办法，校友刘清扬也赶来参加。商议结果，决定联合天津各女校，筹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5月25日，召开成立大会，刘清扬被推选为会长，李毅韬副会长，郭隆真、邓文淑为评议委员。订立《简章》，规定“本会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参加资格为：“一，凡女学校之学生及教职员志愿入会者；二，凡外界赞成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职员部认可者。”
6月18日，刘清扬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并成为干事。9月16日，天津女界爱爱国同志会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组成觉悟社，男女社员各十人，基本上是由周恩来领导。
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以觉悟社为发起，召集各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开会，商议各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挽救国家危亡，会议由刘清扬主持。
8月18日，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召开筹备会议，议决新组织名称为“改造联合”，经过数次会议，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改造联合宣言》的重点是“到民间去！”，《改造联合约章》类似行动纲领，其中“第二条”如下：

本联合定下例各项为即须举行之事业，得于各地设各种委员会分理之。(如社会调查员)
一，宣传事业之联络；
二，社会实况之调查；
三，平民教育之普及；
四，农工组织之运动；
五，妇女独立之促进；
各种委员会之组织由联合各地会员自定之。

根据郑名桢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山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1月)所载，刘清扬于1920年11月24日，与第十九批勤工俭学学生一同赴法国，1920年12月27 日抵达法国。然而，此书并无记载，在赴法国之前，刘清扬曾经前来南洋向侨胞报告五四运动，并在吉隆坡《益群日报》留下三篇调查报告文章：《打破女子之监狱》、《再和南洋的兄弟姊妹谈谈》、《爱之神》(此篇不见于《益群日报》资料，篇名见之于第二篇中)，署名“刘清扬女士”。
刘清扬在《打破女子之监狱》说明自己南来的原因和目的：

余之南来，本受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之委托，乃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进化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况。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以互助精神，同奋免以改造现今之恶劣社会，而将来之真文明，故有不能已于言者。
余南来三月，遍游英属各埠，时间虽短，兼以眼光浅陋，于各地状况，不敢谓有详确之调查，然以所知之事实观察，与良心上之评判，亦大有讨论之价值。


刘清扬说得很清楚，南来是受中国学生联合总会所委托，这个总会应该就是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目的是向海外侨胞报告五四运动真相，兼调查海外状况。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20年7月9日，如果依次而推，她说“余南来三月”，则5月已到南洋。三个月“遍游英属各埠”，指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完全可能。刘清扬在第二篇文章《再和南洋的兄弟姊妹谈谈》这么说：

中国学生会委我南来，责任是报告联络调查。至于所报告全国学生一年奔走的成绩，无非是外交拒绝签字，内政免了三个国贼。

这篇文章刊载时间是1920年8月6日、8月7日、8月8日、8月9日、8月10日，五天刊完，其中缺8月8日。内有一段：

我现在已与诸君远别了，回想我在各处，和诸君欢聚畅谈，这时不能不像海潮的潮的起落，在我脑中回旋。又因我的性质，好动不好静，好作不好闲，所以在这汪洋大海，波涛汹涌的孤舟上，不忍把光阴空费，莫若把我希望于诸君的，旧话重提。

依此看，文章刊登时，刘清扬已经在回国的船上。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说刘清扬于1920年8月16日主持由觉悟社发起的“改造联合” 第一次会议，那么，刘清扬在此之前已经回到中国了。同年11月24日，她又出国赴法，又一次经过新加坡。


【刘青扬的调查报告内容】

刘清扬在《打破女子之监狱》，谈论南洋地区女学生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有如生活在监狱，推究原因，是知识不够，因此呼吁要醒悟，争取自由解放，是一篇调查性质的文章。《再和南洋的兄弟姊妹谈谈》谈论学生的求学态度、方法和改造社会的理想。是一篇报告性质的文章。根据这两篇文章性质，再根据她所说是南来是中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改造联合”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之前，刘清扬已经在进行“到民间去！”同时也在进行《改造联合约章》第二条规定必须进行的事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中国学生联合会和“改造联合”是否有密切联系？这些疑问在有关资料中找不到答案。
刘清扬在这两篇文章中，发表自己对于南洋女学生和改造社会的看法。在《打破女子之监狱》，她着眼的是女学生而不是广义的妇女，在调查中出现不少错误的判断。例如小学生上学放学乘坐校车，在英属殖民地是司空见惯的，她却认为这是剥夺“我女子行走之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文 学校稀少，收生较严，小学生六岁入学，一般上超龄生都拒绝录取。刘清扬说 “而女 子过十岁，即不得入”，这是事实，但并非是“对女子尤多限制”。至于“男女交际完全断绝，虽兄弟姊妹，亦有嫌疑之避忌”，则是华侨社会的传统特点，男女教师少有接触，个别学校有歧视女教师的现象。当时华校初兴，女教师稀少，民风未开，有时代局限性，不能说“直使女学教员，不得有讨论进化之机会”，因为当时男教师“讨论进化之机会”也不多。刘清扬说“公共场所及饭店铺户，并不许女子之出入，倘女子入饭店，便受卑污之唾骂，入铺户买物，则必受欺凌。”此外“如女子步行于路，即受社会之哂笑谩骂，轻薄之批评。”这个批评与事实不符，当时私会党猖獗，流氓处处，调戏妇女之事常有，刘清扬所说，应该是这种现象。至于“饱食无为，养成肥胖之身体，并不知其生活意义所在，惟成男子之附属品”，又“多无过问丈夫财产权”，所指的应该不是劳动妇女，而是老板与资本家的家眷。刘清扬反而没有看到当时华侨社会中严重的养婢女现象，这个问题后来还引起侨社的大辩论。


【刘清扬与益群日报】

刘清扬的两篇文章，刊登在吉隆坡《益群日报》，她之南来，与这份报纸有密切关系。《益群日报》是一份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报纸，当时最为关心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后，该报报导不遗余力，华侨从这份报纸得知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刘清扬说“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益群日报》完全做到。至于她说“与有物质之相助”，当时是否有人给予学生物质上的帮助，则就无从考证了。
《益群日报》敢于说话，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头的报纸，它反军阀，也反殖民主义。1920年5月，该报刊登一系列纪念五四运动文章，鼓吹排斥日货，新加坡与吉隆坡两地接连发生拒绝日货和焚烧售卖日货商店事件，甚至出现街头宣传与抗议行动。殖民地政府大为恐慌，逮捕了一些有关人士，并下令报纸停刊三个月。刘清扬的文章在该报复刊不久就见之于报上，谈论社会改革，也可以看出报馆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时候，刘清扬还没有到法国，还不是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子。她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还不够，因此会说“其实我们这两个成绩，实是毫无价值的”。对于政权的看法，她机械地认为“明白政府官僚强权的存在，不是保护平民的，实是摧残压制平民，专为他自己求安乐的。我们平民不再妄想倚赖他，可得安乐了。须知政府一日存在，便是平民的一日在苦恼地狱里，应当想办法脱离才对。”对于改造社会，仅仅为改造而改造，她说“将来的事业是什么，就是这世界上万恶社会的改造。” “然则社会既由人群改造而进化，是我之生于世，非依赖于社会，应受社会之支配。我实为改造社会之一人，而世界实为人工制造之未完品。社会之不良，是我改造之工未竣。”以自己为改造社会的力量，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特点。除此之外，她对于人类解放的看法也表现出当时流行的否定一切的思潮，她说“是故人类进化，凡为人类，皆要求解放。工农不受资本家与地主之压迫，平民不受法律之拘囚，潮流所趋，皆为要求人类之解放。”


【结语】

刘清扬这两篇文章，文采平淡，内容一般，今天读来，许多句子并不通顺，诚如她自己所说“我本拙于文字，并不怕诸君笑我，竟乱七八糟讲了一回。”但是，刘清扬作为五四运动唯一南来特派员，八十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她所留下的这两篇文章就是南来的证据，弥足珍贵，在新、马历史上，应该记上一笔。现将两篇文章录载于下：


《打破女子之监狱》

南洋地处热带，物产易于发育，故甚丰盛。兼之我闽粤两省同胞，富冒险性质 ，与经营之本能，故百数十年，竟开辟世界之荒土，成为人类群居之文明。且我华人竟得实业之发展，与夫经济之富裕，诚可喜也。但以偏重实业，遂多荒废于学术，而有知识缺乏之患。近十余年，虽稍重教育，然亦以知识之浅少，少有世界眼光，接触欧美文明，更与国内隔阂，不知进化程度。虽热心于教育，而少知教育之真义，是故文明终少进步，个人之思想与社会习俗，依然闭固，岂不可叹！
余之南来，本受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之委托，乃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况。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以互助精神，同奋勉以改造现今之恶劣社会，而成将来之真文明，故有不能已于言者。
余南来三月，遍游英属各埠，时间短少，兼以眼光浅陋，于各地状况，不敢谓有详确之调查。然以所知之事实观察，与良心上之评判，亦大有讨论之价值，甚愿得暇，能有一系统之研究。惟余所受最痛心之刺激，急于一吐为快者，则南洋社会压制女子之黑幕。
余在国内，本为奋斗打破女子黑暗之一人，故此次南来，更希望我海外诸姊妹，有一致奋斗之精神，以战胜黑暗势力之压迫，复我人格之自由，平等之地位，庶得现身光天化日下，服务社会，尽我为人天职，以造福于人类。
南洋社会之黑暗，本罄竹难书，但对我女子之待遇，尤难尽言。兹择要数事，已足证束缚女子，剥夺女子人格之严厉手段。一则人类共有之大路，独无我女子行走之自由。出必乘车，虽小学女生，亦必以车接送，否则不得入学。如女子步行于路，即受社会之哂笑谩骂，轻薄之批评。二则教育虽萌芽而对女子尤多限制，国民班虽男女合校，而女子过十岁，即不得入。各小埠之女校既少，多数女子遂为失学之人。即幸而由高小毕业，然亦已无再求升学之希望，惟受家庭束缚，专作其洒扫事业，或为早婚制度，以断送其余生。三则男女交际完全断绝，虽兄弟姊妹，亦有嫌疑之避忌。甚至教育界之职教员，亦不可有教授上之接洽及研究。教育会之会议，有等校董，竟不许女教师之出席，另委他人以为代。如此交际阻隔，一则不得事业上之互助，再则不能有教育上之研究，直使女学教员，不得有讨论进化之机会。四则公共场所及饭店铺户，并不许女子之出入，倘女子入饭店，便受卑污之唾骂，入铺户买物，则必受欺凌。饭店之设立，本供人食物之利便，倘女子因公出行，中途饥饿，虽有饭店，亦不敢入，是竟不得一饮食之地位。五则家庭妇女，多无过问丈夫财产权，惟专供奴隶之驱使，或饱食无为，养成肥胖之身体，并不知其生活意义所在 ，惟成男子之附属玩品。
当兹社会日进文明，而南洋社会之待遇女子，竟有如监狱之黑暗。推其原因，由知识浅少，不知文明之趋向，始终以数千年旧习，压制女子，奴视女子，直接蔑视女子人格之自由，侵犯女子平等之地位，间接则所以阻碍世界人类之进行。而亦因我女子方面多不自知我人格所在，甘受社会环境之压迫，被支配于旧习。既自失人格之自由，自弃为人之天职，抑且为文明进化之赘累。如是则我诸姊妹，何可不猛醒奋起，以打破此黑暗之监狱！
人类生存，各有思想本能之存在。同具耳目与口鼻，本无界线与高低之分，同有充分的人格之平等地位。我既不能侵他人之自由以损我道德，自不能受环境之压迫，以失我人格。是故人类进化，凡为人类，皆要求解放。工农不受资本家与地主之压迫，平民不受法律之拘囚，潮流所趋，皆为要求人类之解放。我女子之思想本能及耳目口鼻，既无以异于男子，岂可不自认有完全人格之存在，而甘受社会之束缚！况社会习俗，本为人群所造成。人既可造旧习于前，我等又何不可改造新的文明于后。人之进化，本由于思想之变迁，昨日以为是，今日以为非。于是有今日之是，今日以为是，他日或又以为非，于是又有他日之是。
自古至今，非有起居饮食政治营业之着着改革进化，以应时间，适合人生之所宜，又有何能由茹毛饮血之野蛮生活，进而成为现今之庄严灿烂之文明社会乎！然则社会既由人群改造而进化，是我之生于世，非依赖于社会，应受社会之支配。我实为改造社会之一人，而世界实为人工制造之未完品。社会之不良，是我改造之工未竣。
我女子何可自认束缚条例，为固定不可更易也。甚望我女界同胞，有以深思警醒。视现今社会之待遇，是否满意？我等隐忍偷安，是否有人生之兴味？放弃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之责任，能否尽我为人之天职？不能现身改造此世界，是否有碍文明之进步？我等既认为今日为人类大解放之时矣，且认定我女子解放尤为急切矣，当然有积极之猛醒，自信有完全人格之存在，与奋斗黑暗之决心，以解除层层之束缚，庶不为环境所支配，与男子负同一责任，尽同等义务，始不负我人格之天职也。且为如此，而后能再同力以奋斗世界之强权，解脱人类之阻碍，恢复人类人格之真自由，同登平等之乐土，方不负我人生之真义也。
我亲爱之诸姑姊妹乎，你以真理之所在，已自识你有人格矣。你又按之真意所趋，又有你义不容辞之责任矣。然我等现仍忍居黑暗之监狱中，要求解放，岂可再事容忍？你或问我，要求云者，果向何人要求乎？余之拙见，则惟要求自己良心之醒悟，与夫奋斗之精神，以自求光明之道路，脱去监狱之生活，而后方得有完人格。立身于世，为我人格所当为，此即胡适之所谓“女子之解放，须由女子自己作起”之一语也。至于解放之方针，余虽不才，一据真理之推测，再由经验之所得，甚愿得暇，再与诸姑姊妹，一再讨论研究也。



《再和南洋的兄弟姊妹谈谈》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现在已与诸君远别了。回想我在各处，和诸君欢聚畅谈，这时不能不像海潮的起落，在我脑中回旋。又因我的性质，好动不好静，好作不好闲，所以在这汪洋大海，波涛汹涌的孤舟上，不忍把光阴空费，莫若把我希望于诸君的，旧话重提，也免得大家听完过耳之言，容易忘掉了。但是谈起来话是很长，我愿诸君忍耐着牺牲点光阴，把它看完了。再有不详不尽处，只好请诸君讨论研究了再指教我！
我的性既好动，所以最怕苟且偷安。自去年五四运动后，人人有了反抗强权，恢复人格的醒悟，我才觉得有了人生复活的兴味。所以我虽弃家失业，跑了一年，而反增加了无限的希望。我虽弃了旧有的家，凡到各处，招待居处的安适，直是全球都可为家。我虽失了以前的业，而觉后来当作的重要事业更多呢！这次我的南来，本持了奋斗的决心，打算同海上波涛，海外强权，有一番争战。海浪虽大，战不败我的精神；强权虽严，我竟能脱了监狱，今果安全归去，再预备我将来的事业呢。所以我们当信，牺牲精神，奋斗决心，正是我们打破黑暗发现光明的电机。
中国学生会委我南来，责任是报告联络调查。至所报告全国学生一年奔走的成绩，无非是外交拒绝签字，内政免了三个国贼，而诸兄弟姊妹，便起了无限爱慕及敬佩国内学生的心，自愧放弃责任。其实我们这两个成绩，实是毫无价值的。并且若长久如此下去，专对外交内政的瞎闹，不求根本解决，还正是我们的大错呢。怎么呢？若就外交讲，就是暂时拒绝签字，焉知他不再缓办，明年又来提起？就是拒绝了日本，世界还有多数强权的政府存在，哪个不可再来抢别的土地呢？就内政讲，政府的官僚武人，个个是卖土地的，个个是害平民的，虽除去三个，还有三百三千三万的存在，这样方法哪能得我们的真安乐？但是诸君必想，全国学生受苦失学弃家的一切牺牲，得了两个无价值的成绩，岂不可惜白费力！然而我们的成绩，不是形式上的，学生不怕强权摧残，打死打伤坐监狱，正是以自身的牺牲，好警醒人人，明白政府官僚强权的存在，不是保护平民的，实是摧残压制平民，专为他自己求安乐的。我们平民不再妄想倚赖他，可得安乐了。须知政府一日存在，便是平民的一日在苦恼地狱里，应当想办法脱离才对。学生的损失学业，反抗校长教员的压力，一则是表示学生有良心上自动的精神，再则也知学生不是读死书，对于人类公共毫无责任的。学生舍弃家庭，更是表明人类共存，当同服务于大众人群，不是专为家庭私团体的附属品。学生的动机如此，所以就得出三个有价值的无形成绩：
(一)世界各国多轻视中华民族如睡狮，现由学生的运动，他们也知道我民族不但已醒，并且也有趋向人类进化的希望。
(二)全国平民的猛醒，知道了政府的弊害，所以有群起反抗的精神。
(三)学生的根本觉悟，知后来青年责任的重要，更加奋勉，所以更想结合青年同志，预备将来的事业，将来的事业是什么，就是这世界上万恶社会的改造。
所以我希望海外兄弟姊妹放弃国内已过责任不足惜，但以后必须与国内学生同有精神的结合，奋勉预备圆满精神，以负我青年前途，所应尽人格上的责任，完成我改造的天职。
社会是大人群的聚集，现象的好坏，全是人所造的。过渡时代的旧习俗，当然不适于人类进化的生存，所以改造新社会，适应新生活，不能不由新青年担负改造力。
但是我们青年负了这样重要责任，也不是轻举妄动，可望成功的。我们必须有势力的预备，所以学生现在应持的方针，是学术的研究，将来目的，是改造新社会。
(甲)学术研究 教育是造就人的，受教育是学为人的。我们所学的人，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乃是学做社会公共的人，因此我们研究学术，不是专为造就自私自利的家庭仪器，也不是读了万卷死书，造成无用书柜。学问本是扩大眼光，考查人类进化的现象，发展思想，灌注世界的文明。所以学术的研究，是供个人知识本能的进化发展，按世界潮流，人道进化为社会上英勇的预备。至研究方针，可有二项 ：
(一)学校课程 在小学中学时代，所学本事普通学问，不能偏重在一门。如南洋求学的弊病，往往多有专学英文，学成英文之后，竟不知有价值的用途，只是造成英语留声机器，当位教员，或作洋行买办，惟想发财于愿已足。其实英文的用处，若拿他考查欧美著作的文明，应用在社会，当生很大的效力。哪知南洋会英文的人，多有世事人情都不懂，这是什么原故呢？我想其故，一是专重营业心理，一是不知汉文，竟没有比较考查的眼光，我以为那样人，真是可惜。至于专重汉文，没有英文以为考查欧美文明的机会，所以也是不便。研究学问，第一是英汉文，不可偏废；第二社会进化，注重物质文明，科学基础的研究，更不可疏忽。但是对一切美术文章工作等，无补于社会事实的，可以少分我们宝贵光阴去注意。
(二)远大眼光 我们的学问，不是专靠书本，所以要专靠读书的死学问，将来也是不适用在社会上，因此虽在学校读书，也不可不注重考查社会的事实。至于考查的方法，就是注重社会的报纸杂志，远探世界之趋势，才可得正确的南针。
(中缺)
至于求学不能拘于一地，必须有高尚远大的求学心，小学毕业，必望入中大专门学校，以求高深的学问。南洋没有合宜学校，则须设法去国内，或到欧美，那里都是用功的地方，况且文明进化，交通利便。人类既有互助的精神，到处当毫无痛苦，最怕青年有畏缩心，中途废学，一生的知识，必致宣告破产。
(二)课外研究 在学校可有小团体的结合，共同研究新文化，就书上的问题，或取社会的事实，大家讨论。或借习练演说，发表人意见。或彼此辩论发明真理。更可请校长先生及名人，常为学术讲演。这全是补助学识，不至思想破产的救济。
(乙)改造社会 学识充足，才有深远眼光，彻底思想，帮我们找进行的方向。意志坚强，不受社会环境的支配，而后立身在这污浊的社会中，才有改造或化导的力量。社会最大的罪恶，如强权势力，贫富阶级，女子监狱，当根本铲除的。解除女子监狱的研究，我已讲过，只要姊妹肯奋斗去作，也不是难解决的问题。唯有强权势力的黑暗，贫富阶级的不均，要推翻打破，不是少数人能办到的所以不论男女皆当负责，并且五洲平民，各有一分责任的。社会的大罪恶，是阶级强权，若用我们的清白良心，考查一切的罪恶，几无一件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样改造，从哪里入手呢？我们也可分三项来研究：
(一)先知社会不良的原因 社会不良多由人心的自私自利，造成社会种种恶现象，后起的人，处在这恶劣社会环境里，所以闭塞了思想，蒙蔽良心，丢失了人生正义，社会习俗才成江河日下之势。我们要挽救这样不良原因，唯有改变人道心理。要改变心理，所以必须先以身作则，我自己认识自己，人格与良心所在，洁心净虑，只认真理正义，而后自可以化导旁人。
(二)不受假文明的欺蒙 欧美各国的文明，今人多不能以明了眼光观察，竟 作了盲从的钦佩，所以留学欧美的学生，往往学了些皮毛，运载假文明归国。既没有真实力量，反倒说高低不就，便妄自尊大起来。其实我们若拿欧美文明，按真理人道研究一下，若果欧美是真文明，何以依然有种种不平？何以仍有人类的大惨杀？何以待遇属土的人，仍用愚民政策？或待遇属国的人，更如奴隶牛马？所以我希望青年，多去外洋留学，但不希望他受假文明的欺骗。必须自己据有坚强意志，不受假文明支配，并扩大考查的眼光，惟搜求欧美少数有脑筋的人，吸收他的真文明，拿来规定我们的方针，实行我们改造的计划。
(三)不可持消极思想 社会的不良，由个人以致世界，几乎得要全身改造。但有点痛心苦恼，又自认无能力去改造，往往想入悲观，惟自好清洁找一块干净土，去避烦恼。再或有点虽知社会的苦恼不良，而自己本身家庭，还可偷安享乐，便看社会与我无关。若人人全持这样消极思想，便是一则忘了他人格的责任之所在，再则社会就更无改造的希望了。所以我们当知人的生存社会，不是倚赖习俗生活的。实在习俗为人所制造，社会的不良，就是我们人工，还未尽到。事无论巨细，凡有不适人类进化的，就须铲除改造。人类进化无穷，当然世界改造也无止境。我不问改造结果如何，唯有以我无穷的努力，改造无穷的世界，以尽我工作天职。
我同诸兄弟姊妹，谈了好久，学识预备咧，社会改造咧。但诸君将必问我，要改造不良，哪是最良的目标呢？我可以最简单的一字答复诸君，最良目标，就是“爱”，爱字的意思，已在《爱之神》那篇，详细讲了。再简单言之，爱出于良心，良心就是爱。但在这黑暗社会中，爱是完全埋没时期，爱的一线光明，惟存在我们醒悟后的心中。我们有了良心，便对那困苦贫穷无识，失去地位幸福的可怜人，要担负挽救提携的责任；对那强权阶级的恶魔，必有反抗铲除的决心。这就是我们青年人彻底的觉悟，而后才可得人生正义进行的方针，这就是爱的结晶。诸君没看到前些日子曾有个十二岁可爱小学生的一篇文章，刊载本报，就是有这样打破强权改造社会的醒悟吗？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天良发现，人人全有爱心的存在。所以国内学生，一年的奔走，也只因抱了无限的爱心，要为人类除障害，所以不怕压迫，一切的牺牲，仍百折不挠的持定反抗奋斗的决心。我诸兄弟姊妹，身处在居留的强权地狱内，行动不自由，教育被干涉，这便是黑暗的势力，要埋没你们的聪明，不许你们发现良心，为世界开放光明了。我亲爱的姊妹弟兄呀，你若自视我们人格所在，良心发现，是完全自动的。我愿切切的希望诸君，不要自暴自弃，畏缩自馁，勉励预备实学，养成奋斗精神，为“真理”、“正义”、“爱”去竞争，好夺回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本拙于文字，并不怕诸君笑我，竟乱七八糟讲了一回。只因这些话，全出于我的天性的诚与爱，诸君也能以诚与爱待人教我，便是我亲爱的同志。

【谨以本文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 2004年12月17日完稿

郁达夫的两首佚诗

李庆年【新加坡】

近日翻阅《星洲日报·繁星》，在1934年5月31日该版上，看见一篇署名“晓兮” 的《郁达夫之渔妇泪与弄潮儿》，其中所介绍的是郁达夫的两首佚诗。晓兮先介绍《渔妇泪》：

这首《代渔妇吟》(一名《渔妇泪》) 是郁达夫最近游黄山作的，他因为不愿意提倡旧体诗，所以没有把它收在《西游日录》里公开发表。按郁达夫擅长小说一道，从不写作诗词和其他韵文，他的《全集》八厚册，数十万言，要在其中找出一两句诗歌来，只是不爱弄此调吧了。这首诗从郁氏近来致某作家信中转抄来，因在达夫作品中，是“绝无仅有” ，“难能可贵” 的佳作，故并其序录于此，以飨读者。

晓兮说《渔妇泪》是郁达夫游黄山所作，因为他不愿提倡旧体诗而没有收在《西游日录》里。按郁达夫游黄山诗作如《临安道上野景》、《西天目妙高峰积雪未消因两宿禅源寺内》、《东天目昭明太子分经台》、《偕囗甫成章宝荃三人登东天目绝顶大仙峰望钱塘江》等旧体诗，都收录在《西游日录》，因此，晓兮所说值得商榷。晓兮又说这首诗作是“从郁氏近来致某作家信中转抄来” ，这个说法或者可以相信，可惜的是，“某作家” 是谁？没有说明。兹将《渔妇泪》序与诗抄录于下：

前此旅行安徽黄山，一日，偕友人散步小阳江头，见江柳下有渔妇，哭之甚哀，询问其故。据云，有子于去年死于兵燹中，为况甚惨，并娓娓为泣诉身经丧乱之事，余怜而慰之，归而试写是诗，以纪其实，盖藉此以揭战争之罪恶也。

江花何艳艳，江草何青青？白日如流水，绿柳已成荫。去年柳荫下，儿貌何铮嵘，折柳插道旁，撷花佩吾襟；今年柳依绿，今年花复明，不见吾爱儿，前来娱吾心。吾心一何苦，惨恻难为情！昨夜梦见之，儿犹牵吾矜。残月催长更，晓鸡唤吾醒，回忆梦中儿，不禁泪涔涔！秋风卷落叶，落叶如飘萍；秋霜摧残枝，残枝益凋零。去年秋八月，触处飞尘土，杀声震四野，兵马蹿江滨。一卒缚吾夫，一卒系吾身，吾儿失所依，惊惶坠江心。白波翻上下，儿命鸿毛轻，从此永离别
，终古不相亲！

这首诗写军队拉壮丁，渔妇夫妇被缚系，以致孩子无人照顾而坠水溺毙，手法写实，内容感人。郁达夫游黄山，遇上渔妇哭诉其事，能够“怜而慰之”，能够“ 以纪其实”，还能够“盖藉此以揭战争之罪恶也” ，说明他在游山玩水之际，不忘同情百姓，头脑依然是清醒的。
拿这首诗和郁达夫诗集各旧体诗作比较，它的风格、内容，以及创作动机，都是迥然不同，晓兮说此诗“绝无仅有” ，“难能可贵” ，完全符合事实，一点也不夸张。
晓兮在介绍另一首《弄潮儿歌》说：

又郁达夫近作钱塘江《弄潮儿歌》，词短意长，清新可诵，盖亦佳作也。一附并录于此，其歌云：

朝来弄江潮，暮去弄江潮，江潮有起落，小舟自沉浮。人生江上舟，转徙无停留，世事江中水，东流去悠悠！

这首诗如何得来的，晓兮没有说明，诗中认为人生如小舟，在如同江水的世事中起落沉浮，江水东流，悠悠不尽，可是结合前面的“朝来弄江潮，暮去弄江潮” ，郁达夫并没有作人生短暂的感叹，也没有“逝者如斯” 的无奈，反而是鼓励面对世事，挑战世事的勇气，晓兮说此诗“词短意长，清新可诵”，应该是指作品的积极意义。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完稿
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订

1938年马来亚龙运铁矿工人的抗日爱国行动

李庆年［新加坡］


【前言】

1937年8月15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 简称“筹赈会”) 成立，陈嘉庚担任主席，立刻展开各种筹款活动，由于殖民地政府不准华侨直接支持中国抗战，委员会在名称中加入“伤兵难民” 字样。1938年10月10日，筹赈会组织扩大，改称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参与者包括了马来亚、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华侨。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轰轰烈烈展开的各种筹款活动中，却有一项非筹款活动，那就是在筹赈会的组织下，呼吁在马来亚日本人铁矿公司工作的华侨工作人员退出矿山，不再为日本人生产用来制造侵略中国武器的铁矿，其中包括矿工、职工、运矿船工等。响应退出的是丁加奴州之甘马挽(Kemaman)、吉兰丹州之淡马眼(Temangan) ；柔佛州之峇株巴辖(Batu Pahat) 、加亨(Kahang) 、兴楼( Endau) ；马六甲之金金港(Chin Chin) ；吉兰丹州之巴西富地(又称白沙滩)(Pasir Puteh)等处的工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丁加奴之龙运(Dungun)工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就已经经营马来亚铁矿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龙运铁矿。1927年，日本矿业株式会社勘定龙运矿山，位置在瓜拉龙运(Kuala Dungun)(华人称为龙运港) 西北方之铁山(Bukit Besi) ，并向当时亲日的英殖民地政府申请开采。日本人先填平低洼地区，在巴加河(Sungei Paka)上游搭建桥梁，铺设火车路，开辟道路，建起宿舍，1930年5月，投入生产。矿场没有提炼工厂，而只是利用人工挖掘露天矿砂，然后由小火车运往龙运河(Sungei Dungun)河口之瓜拉龙运，由于瓜拉龙运水浅，大船无法靠岸，所以铁砂由驳船装运出海，卸上轮船，运往日本，产量不是很大。1936年，日本人为了战争需要，将之发展成为半机械化开采，产量突然增加，但是仍须靠驳船运载出去。
日本在战争之前，每月的铁砂消耗量为240余万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后，铁砂需求量增 至每月600余吨。在马来亚，日本人所有矿砂总生产量，原先每月是9000吨，侵华战争发动后，每月产量突然增至200万吨。此时日本所需的600万吨铁砂，每月从中国东三省和朝鲜搜刮200万吨，另外200万吨用旧废料充数。因此，马来亚的产量占其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对日本显得十分重要。
在筹赈会指示下，林谋盛负责发动龙运矿场罢工行动，他认为，有3000名华工的龙运矿场，是全马来亚铁砂最大生产地，只要发动罢工，日本人的铁矿供应必将陷于停顿，于是在1938年2月中，派庄惠泉前往联络，先与矿场中的工人领袖白圭等人取得联系，配合不断前来影响矿工的学生、工人宣传队，鼓动罢工。为了协调罢工行动，林谋盛亲自前往龙运，通过关系与当地警方取得默许，保证罢工顺利进行。罢工在2月下旬立刻展开，3000人停止工作，铁矿生产立刻陷入瘫痪状态，日本人束手无策。
尽管日本人多方恐吓、利诱、阻扰，罢工行动按计划轰轰烈烈展开。龙运罢工得到全马来亚华人的支持，无论是商人、工人、学生、市民，都给予热烈响应，前往慰问罢工工人的支持者络绎不绝，最多人数时，达到一万人。这场关系民族与国家存亡的抗争行动，感染了许多华人，例如在龙运矿场开设杂货店多年的福建德化人陈节侯，罢工一开始，他就毅然结束生意，撤出矿山。罢工行动展开后，并无采取持久对峙方法，不久全体工人主动撤离矿区，南下新加坡。


【南下新加坡】

1938年2月28日，龙运华工连同家属，一共约5000人，开始撤离矿场。他们全部齐集在瓜拉龙运，其中800余人，先由陆路南下新加坡。3月1日，第一批由海路撤离的华工与家属340人，乘搭“大拉律” 号轮船，由瓜拉龙运出发，于次日抵达新加坡，而后还有1800余人(不包括家属)，等待乘搭轮船分批南下。
龙运华工退出矿山，给日本人带来停产的沉重打击，当时各地矿山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已发生罢工事件，在筹赈会号召下，又出现集体退出现象。日本人无计可施，就以利诱办法吸引离开的工人，凡是能够介绍一个工人回来，可得奖赏三元。此计在丁加奴之甘马挽有点奏效，共有120个离开了的工人因为觅职困难而回去，然而不久又集体退出, 由筹赈会安排在当地成为修路工人。筹赈会也呼吁替日本人充当承包工头的华侨离开矿场，另找职业，甘马挽包工头林接文等人甚且在报上刊登启事，以示与日本人断绝关系，启事如下：

启者：接文曾向甘马挽敌铁矿承包采掘工作，惟在此抗战声中，绝不容再 为敌人采掘军火原料，助长敌人凶焰。兹从今日起，宣告与敌铁矿山完全断绝 关系，并同所辖工人离山。今后若再供敌利用，愿受我政府最严厉处分，诸希 亮察为幸！
民国廿七年三月十日

同样的，甘马挽承包驳船装载铁砂的傅金荣等人，也在报上刊登启事：

启者：金荣、轩宝等，曾在甘马挽敌铁矿山承包运输及制造舯舡等工作， 自今日起，已实 行与敌完全断绝关系，所辖工人均已星散。此后如再有供敌利 用情事，愿受我政府最严厉处分 ，诸希亮察是幸！
廿七年三月七日

1938年1月9日，新加坡华人与印度人几个团体数千人，在南天酒楼前之旷地联合举行反日侵华示威，以纪念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提倡的国际“中国日” ，警察干预发放传单之人，扣留群众，几乎酿成暴动。华、印两族自此互相交流往来，互相支援，因此，筹赈会为了彻底断绝日本人的劳工来源，与马来亚的印度人组织“阿拉哈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 取得联系，该会对于华工退出日本人矿山表示支持，在南马印度文报章上号召印度工人离开各地日本人矿场，以增进中国与印度人民之友谊，此一号召获得300余名印度矿工的支持。日本人无法请到华工和印度工，只好实行所谓“马来化” ，招请马来工，并成立“护矿队” ，然而在日本占领马来亚的头两年(1941、1942) ，其产量降为每年只有60万吨，之后因为海上运输怕遭到盟军轰炸，矿场担心遭到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袭击，竟然停产接近三年，直到1945年投降。


【救济龙运工友委员会】

为了照应南下华工，筹赈会组织了“救济龙运工友委员会” (简称工委会)，其组织如下：

正会长：陈振贤；副会长：林庆年、林文田；总务：林谋盛、王吉士；股员：胡少炎、庄惠泉、黄奕欢、施方平；医务主任：王铁汉，副主任：周中人、曾有源；医生：祖功德、林云仙、罗晓川、张景明、邓颂如、曾和生、陈占伟、何敬慈、刘佩真；外科医生：王子微、高水源；小儿科医生：张再来。

在工人南下之前，筹赈会主席陈嘉庚以福建会馆名誉，捐出60000元，通过工委会，充作支援罢工工人经费。筹赈会先派人前往龙运安排各种事项，如临时住宿，运载船只，分批人数，分发证件，提供饮食，照顾病患与老人小孩，以及分配随队领途员等。出发前，在瓜拉龙运举行“万众一心” 大会，誓将完成此次抗日爱国运动。
南下的工人以龙运为最多，包括其他各地工人，总数超过3000人，包括家属在内，总共接近5000人。他们到达新加坡的首要问题是住宿，工委会利用当时因为树胶价降而空置的厂房、以及会馆、社团、医社、工厂、校舍等地方，作为安置场所，其中有后芭窑和丰瑞记树胶栈房、武吉巴梭晋江会馆、海南山瑞兴树胶厂、小坡亚洲工商社、善济社、新华油厂、九龙堂、学校校舍等。
工人中有福州人、客家人、广东人、广西人、山东人、江西人、江苏人、温州人，分配宿舍时并不按照帮派，而是以先后到达为根据，因此一处宿舍中包括了各籍工人。每一宿舍中设一位总管，下设数位队长，队长管理各队人数，负责传达和报告事宜。宿舍中驻有义务医生，负责看病配药。
宿舍中的伙食各自料理，可以自己炊煮，也可以出外买便，工委会每天发给每人两毛钱伙食费，足够解决一天餐费。与此同时，华侨社会各种公司、团体，纷纷捐献现金、白米、茶叶、肥皂、毛巾、药物、胶鞋、火柴、雨衣、罐头、面粉、饼干、咸蛋、腐乳、水果等等。慰问团体络绎不绝，计有新闻界、中医药联合会、工商校友会、星洲米业公会、南洋女子中学校师生、上海公会、温州会馆、江西同乡会、宁波同乡会、华北同乡会、三江会馆，以及许许多多市民。南洋女子中学校学生代表献上绣着“民族之光” 的锦旗。
在诸多慰问团体中，新闻界所起的作用极大，1838年3月12日，新加坡华文新闻工作者以及怡保、槟城、吉隆坡等地华文报记者，联合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组织“星洲新闻界同人慰劳龙运矿工大会” ，定于3月16日前往慰问。出席者有：陈戈丁、杨章文、孙童生、卓清河、邱衡近、霍刚彦、陈羊羽、陆康贤、胡涛、洪锦棠、郑雏菊、黄度、王仲广、何鸣吾、张楚琨、吴广川、杨恒业、石幼珊、戴益美、蓝彦哉、韩瑞元等。是日，共赴七个地方进行慰问，其间由同行的报馆工友发表慰问辞：

诸位亲爱工友:
此次诸位为国家民族之自由解放，牺牲自身之利益，放弃 个人之职业，与供给日本法西斯军阀制造杀人利器原料的日人铁矿，决然脱离 关系，此种爱国热诚之精神，吾人等非常钦佩！今天，同人等为钦仰诸位爱国 工友，故特到此慰劳，惟来时匆促，仅带生花一束，饼干一桶，此物虽微，然 可代表同人等对诸位工友一种热烈深重之敬意！

在新闻界慰问团到来时，各宿舍洋溢着爱国歌曲、口号，各宿舍也贴上抗战标语、漫画，抗日爱国精神，表露无遗。华文报界的慰问行动，促进了华文报界对此事更进一步的报导，对教育华侨关心抗日爱国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华文报纸还刊登了一些特写报导，如王修慧《存在龙运山的人群》(1938年4月1日、2日《南洋商报·狮声》) 、阿Q《龙运工友宿舍巡礼》(1938年4月19《新国民日报·新园地》) 、文翔《学习龙运矿工的爱国精神》(1938年3月25日《新国民日报·新光》) ，以及画页介绍，如《龙运铁山工友离职经过》(1938年3月11日《南洋商报》) 、《慰劳龙运铁山离职工友》(1938年3月14日《南洋商报》) 。
在南下的工友中，有一小部分染有吸食鸦片烟恶习，一部分患有其他疾病，为此工委会也动员医药团体进行医治，新加坡中医药联合会因此于3月19日召开会议，与会者为王铁汉、高水源、曾和声、邓颂如、李连升、周敬椒、永康公司、曾有源、信义行、祖德功等。王铁汉为主席，会上讨论如何协助患病工人，并议决由该会医生负起医治全责，征求药行报效药物、戒烟药物、药费，发动会员医师，前往各宿舍为患上烟瘾的工人诊治。从3月12日开始，参与诊视的医生有曾和生、王 铁汉、曾有源、祖德功、刘佩真、罗晓川、张景明、林云仙、张再来、陈占伟等。王铁汉、曾有源两人被举为戒烟主任，各人分头携带各种药行报效的戒烟药水、药材、药贴，免费为工人治疗烟瘾，后来更借用九龙会和晋江会馆为诊治中心，并推荐工人前往医院和天南坛戒烟社住院治疗，务求尽速根除烟瘾，恢复健康。其中多数患有烟瘾的工人前往天南坛戒烟社医治，此社每天可以容纳二十人进行戒烟，其办法是以意志力控制吸烟的欲望，入社时必须宣誓，此后永不吸烟，并拍照作为凭证。由于患有烟瘾的工人不少，该社发起“临时委员会” 以进行工作，该委员会组织如下：

总监察：赵文渊；交际主任：黄奕欢，组员：陈辉煌、司徒兆德、高水源、陈文大、吴声梓、卓开榜、吕冰贯、詹芳羡、张家丰、曾好、许文额、赖国吝、林妈愿；文书主任：张英伟，组员：杨允运、沈锦友、陈应忠、李谦赐、邱岳峰、郑世达；纠察主任：陈大乙，组员：陈建道、高铭政、林乌亲、蔡陆、陈文慈、黄文律、陈静兴、柳佳委、梁文气、吕芋旦；戒烟主任：陈新炮，组员：囗穗秧、张敬忠、王光钝、陈炳辉；福食主任：陈启暂，组员：胡文罗、许文树、黄万兴、李朝枝、颜祜奢、王文情。

天南坛戒烟社的功效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中医药联合会所派出的医师，以及各药行所赠送的戒烟药物，对于患有烟瘾而又无烟可吸的工人来说，无异是绝处逢生的救星。除了烟瘾问题，工人中患有脚气病和水肿病的人有百余名，皆由万山栈药行报效药贴医治。


【动人心弦的欢迎大会】

1938年3月11日，救济龙运工友委员会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欢迎龙运华工大会，全体3000名华工与2000名欢迎者，约共5000人齐集一堂，声势浩大地展示华侨团结的力量。会场上高挂孙中山像和民国旗帜，台上横书“民族敬礼” 四个大字。各团体代表、新闻记者，受邀参加者，无不兴奋自豪，同仇敌忾，爱华音乐社铜乐队在旁演奏助兴，会场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乐曲不绝于耳。
在大会上，工委会负责人林庆年、周献瑞、王吉士、庄惠泉，以及华北同乡会、温州会馆、中医中药联合会代表，都发表了遣责日本侵略中国，赞扬龙运工友的爱国行动的演讲。龙运工人代表石凤亭上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说明为何进行罢工，为何撤离，充分表现出蔑视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获得全场热烈掌声。
庄惠泉在演讲中特地提到两件事，一是许多过去替日本人当走狗的工头，终于在大气候下认识错误，不但辞职，而且还登报表示与日本人决裂。二是一位名字叫陈亚芬的女士，其丈夫是台湾人黄亚玉，一向在龙运矿场当工头，作威作福，为虎作伥。当工潮发生后，工人纷纷退出，陈亚芬劝其丈夫也退出，黄亚玉不肯，因此陈亚芬向他提出离婚，脱离关系。陈亚芬为了民族大义，牺牲自己的婚姻，在马来亚华人历史上，可说是第一人。庄惠泉介绍之后，全场为之沸腾，掌声不断，人们在会后不肯离场，非要陈亚芬上台露面不可，陈亚芬终于上台，台下掌声雷动，《义勇军进行曲》高奏，群众一起引吭高歌，大会达到了最高潮。


【温州人与龙运矿场】

南下华工面对的更重要问题是职业，因此去留成为急需解决的事项。当时，留下来的工人，或由工委会，或由同乡戚友代为介绍工作，而打算回国的人，由工委会出资送返，大部分人选择居留下来，4月底，工委会工作结束。
在龙运矿场中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浙江、江西、江苏、山东几省的华工远远超越华南各省籍工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以上几个省籍的华工南来较晚，一般在民国初年，当时较易谋生的职业已经有人满之患，他们之中，如果没有一门手艺，只有寻求出卖体力的粗重工作，后来者的情形也是一样。从第 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 ，到北伐战争(1926年) 到蒋介石清党(1927年) 时期 ，上述各省来人较多，1927年龙运矿场投入生产，需要大量劳工，因此这些“新客” 纷纷前往觅职。采掘铁砂虽然辛苦，生活却比起在家乡挨苦好些，于是在互相援引下，把家乡的许多人招呼南来。龙运矿工中，温州人占有1000多人，数量最大，这些温州人是来自温州地区的瑞安、平阳、文成、乐清等县。
当罢工浪潮兴起时，其中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强烈的温州人如梅仲微、胡有志、林仁榜等人，立刻率先脱下日本人发给的衣服、鞋子，当场撕毁拆烂，表示对日本人的仇恨。南下之后，其中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返国，还有一部分当了海员。留下来的人分散在新、马各地，从事各种职业，在日本人侵占马来亚之前，北马的彭亨有不少温州人从事开芭种地，战后在金马仑高原种菜人家中，还有温州人的身影，就是当年离开龙运矿场而形成的。那些当上海员的温州人，后来散居在欧洲的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地，有些成为当地的侨领、商人，如梅仲微后来成为成功的餐饮业老板，历任荷兰瓯海同乡会、旅荷华侨总会会长。也有些从事皮革业，如制造皮鞋、皮包之类，中国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皮革业纷纷涌起，其同乡在欧洲的先驱榜样是一股推动与效仿动力。胡有志、林仁榜等人则在抗日救国，抗日卫马运动中作出贡献。许多年后，梅仲微在荷兰乐于帮助同乡，帮助家乡建设，与不忘当年会馆的协助极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温州会馆在当年协助同乡觅职与返国的工作方面，尽了极大力量，捐资捐物，代寻工作，不落人后。
六十年代时期，新加坡温州人从事的木器业进入萧条状态，温州人兴起前往欧洲经营餐馆的热潮，为他们援引牵进的，就是当年留居欧洲的老海员。温州人远赴欧洲，是新加坡华人行业史在经济转变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为了生存，他们扶老携幼，在毫无外来援助下大批前往欧洲，当新加坡还未鼓励人民外出创业时，他们已经大胆闯荡，为新加坡赚取不少外汇，时至今日，并未见任何赞扬，实足为憾！


【后语】

龙运矿场在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期停顿了近三年，和平后，因为属于敌产而被殖民地政府没收。1947年，英国人将之交给“东方矿业有限公司”(Eastern Mining & Metals Co. LTD.)，改用机械生产。1948年，英国人颁布“紧急状态” ，矿区附近的华籍居民，全被迁往“新村” ，周围一片荒芜，如同鬼域。
早在龙运矿工撤离之前，日本人的矿场不断发生罢工事件，1938年1月13日，加亨矿场226名矿工停产抗议；1938年1月，峇株巴辖2000名矿工罢工，不久全厂机器被焚毁。龙运铁矿工人的抗日爱国行动，在筹赈会积极进行筹款活动时发生，对于筹赈工作产生了推动作用，全体工人坚决有力的行动，对号召华人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另一方面，它刺激了各矿场工人的反抗情绪，因此，甘马挽、淡马眼等地的工人紧接着也一齐撤离了。
在筹赈会发出号召后，罢工已经不是单纯的工业行动，不是劳资的对立，而是关系民族与国家存亡的斗争。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开采制造军火武器原料的矿场，针对性十分强烈，在筹赈会的领导下，更显得意义突出。龙运矿工抗日爱国运动取得胜利，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当时马来亚各地，罢工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英国资本的，华人资本的，日本资本的工厂、矿场、胶园，到处都在罢工，龙运矿场早已在酝酿之中，因此当筹赈会发出呼吁，它立刻响应并且行动。
二、龙运矿场的矿工，几乎全是华工，筹赈会的罢工指令，不仅跨越劳资问题，而且明确指出关系民族与国家存亡，在华工群体中产生共鸣。
三、日本人无法获得印度工人支持，而“马来化” 又不能产生作用，尤其是从瓜拉龙运运载铁砂出海到轮船卸装的驳船业，完全控制在华人手中。
四、英殖民政府因为与矿场没有利益关系，所以对于这场罢工行动袖手旁观，没有加以干涉。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殖民地主义者的眼帘底下进行，尽管侵略者与殖民主义者曾经互相拥抱，华工的英勇行为也使殖民主义者胆战心惊，他们把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他们表现出高度的组织能力，团结一致的决心，以及彻底打败敌人的勇气。其次，他们树立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榜样。再次，他们展示了南来华人的自信与尊严，有力地反击了寄人篱下的种种耻辱。在马来亚华人历史上，是光辉的，不朽的一页！

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完稿

新加坡天福宫匾额《波靖南溟》的由来

李庆年〔新加坡〕


不久之前，本地中文报纸为了天福宫匾额《波靖南溟》而热闹了一阵，一时之间，报人记者，学者专家，纷纷扬扬，撰文立说，推敲揣测匾额来源。然而推敲无门，揣测莫据，来源不清，终无结果，匾额依然，神秘高悬。其间且有人因目睹光绪皇帝颁赐的黄绢御书而兴奋莫名者，有人目睹黄绢御书而认为价值连城者，时光荏苒，人心思利，历史沦为论值猜测，实在令人感慨桔逾淮化为枳的悲哀！
《波靖南溟》的由来如何？稍查资料，即可一目了然。据1908年7月1日《叻报》新闻“神人共庆”条所载：

昨为本坡福帮侨商送神回銮之期，并于是早在天福宫正殿恭悬御赐匾额一方，文 曰：波 靖南溟。上盖御宝，篆曰：光绪御笔之宝。匾之首末添注款文曰：光绪三十三 年十月吉旦，奉赐御书墨宝于天福宫，臣福建众绅耆恭摹云云。
先是，前年泉州大水为灾，叻中诸闽商由平粜局存款项下拨银一万元，汇解泉城， 交由筹赈局绅黄谋烈、林云龙、黄搏扶诸君设法赈济。事毕，由局绅据情禀报省府各宪 ，旋经闽督奏请奖励，以侨商助赈出于至诚，虽据称不敢仰邀奖叙 ，自未便没其急公好 义之忱，恳请天恩，准给御书匾额，移奖天福宫，由陆军部恭赍到闽，邮转来叻，当经 闽籍绅商祗领摹刻，敬谨悬挂，以志君恩，以答神贶，而诸商之出资助赈，谊笃维桑， 亦可共垂不朽矣！
又查御书真迹系黄绢墨书，每字约尺有五寸，另制锡匣一个，珍藏其中，敬置匾额 之上 。
当悬挂时，各绅商衣冠跄济，拈香行礼，颇极一时之盛。惟本届送神，仅用香、亭 、旗、伞，不似从前之雕扎点景。节靡费以兴学堂，顺舆情以存古制，斟酌的中，神人 共庆，将见一变至鲁，一变至道，胥于此举卜之矣！

这一记载将《波靖南溟》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原来，当时泉州发生大水，新加坡福建帮商人发起赈灾捐款，在当地设立平粜局，并将所筹集的一万元汇往泉州筹赈局。事后，泉州筹赈局禀报省府，又经闽浙总督(当时的闽浙总督是松寿) 禀报朝廷，于是赏以御书，以资奖励。新加坡天福宫是福建帮议事之所，平粜局即设于此处，因此，光绪帝的御书赏给天福宫是十分自然的。
从记载中还可以知道，御书是通过邮寄方式寄来，并无通过任何人携带。御书到达后，才加以摹刻成匾，悬挂的日期是1908年6月30日。记载中所说的“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吉旦” ，指的是收到御书的日期，即1907年11月。至于御书何时发出？《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一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癸丑，颁南洋新嘉坡天后庙扁额曰：波靖南溟。谕军机大臣 等电寄。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癸丑，即1907年5月4日，这里所说的“颁南洋新嘉坡天后庙扁额” ，指的是御书而不是已经摹刻的匾额。御书由“军机大臣(时为铁良) 等” 寄 发，我们配合《叻报》所载来看，即军机处陆军部负责将御书送往福建，再由闽浙总督或泉州筹赈局诸绅商邮寄新加坡。从1907年5月4日御书寄出至1907年11月收到，约共是五个月，九个月后，即1908年6月30日，御书制成匾额，悬挂在天福宫正殿上。
《叻报》载“御书真迹系黄绢墨书，每字约尺有五寸，另制锡匣一个，珍藏其中，敬置匾额之上。” 这描述与今天所见一致。匾额从悬挂至今，尚未百年，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距离匾额悬挂仅有五个月。
天福宫匾额《波靖南溟》的现实意义，在于体现华侨对于国家的关心爱护，而不在于后世之人对于文物的观赏。光绪帝赏赐匾额御书，着眼处就是福建帮商人对国家，对家乡的殷切关怀。这种关怀在清末新、马华侨社会中，热烈地反映在各帮的赈灾活动中。
《叻报》记载的“前年泉州大水为灾”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朱批档》之宣统元四月十六日闽浙总督松寿奏折(见《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页713)所载：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 ，福建“泉州府属晋江、南安、安溪；漳州府属南靖、长 泰、平和等处” ，继上年水灾之后，今年“复遭水患” 。

这是1905年6月有关漳、泉水灾的记载。同年10月24日，新加坡《叻报》刊登《泉永水灾乞赈》启事，呼吁华侨捐款，赈救灾民，其文如下：

公启者，顷接泉州筹赈局绅董林云龙、黄谋烈、黄搏扶、林翀鹤、林骚、吴曾、龚显 鹤、吴拱震、张大河、施炎诸君函报：
本年五月三十日，大雨倾盆，溪流暴发，永春之乌湿山，安溪之云岩、五阆山，南 安之南山，各处山水皆视如。建瓴、溪南二县，平地水深二丈有余；晋江城内外低处 ，亦高逾丈。被灾之后，有全乡淹没者，居民依山则登高，临水则乘筏，仓卒逃生， 无瑕他顾，耕牛、农具、器物多漂没无存。统计灾区二百里，灾黎数万户，屋宇大半 倾塌，荡析离居，殊令见者伤心，闻者鼻酸！
经就郡城设局筹赈，并蒙省宪拨米五百石分发各处。查实极贫之户，配银分给，俾 延旦夕。及交秋令，又届农时，欲往无家，欲播无秧，欲耕无牛，欲食无谷，种种惨 状，笔难罄述！
兹则秋尽冬来，饥寒交迫，遍野哀鸿，而内地筹捐，业已势成弩末，不得不沥陈灾 象，联请南中善士，大发慈悲，共襄赈恤，董事等当为数万户灾黎，拜高厚之赐矣！
以上皆来函之词，所述情形，殊堪悯恻，尚望乐善诸公，慷慨签题，成兹美举， 将见作善降祥，报无或爽，胥于此举卜之矣！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六日
新嘉坡平粜局董事公启

这则启事于1905年11月15日又再见报，平粜局诸公苦口婆心，精神可嘉！作为福建帮联络中心的天福宫，在接到泉州筹赈局来函之后，组织了新加坡平粜局，筹措了一万元，汇往泉州救灾，因此得到光绪帝的御书奖赏。
天福宫在新加坡历史上曾经是福建帮的团结中心，在没有政权的情况下，福建帮领袖所依恃的是神权，以及神权笼罩之下的族权，天福宫以天后(天妃) 作为族人的共同信仰神祇，是利用神权代替政权的作法。清政府清楚天后在福建帮华侨中的作用，因此它所颁发的对象注明是“新嘉坡天后庙” ，而不是当时已经习惯的称谓“天福 宫” 。
清末新加坡筹赈救助中国水旱灾的中心是同济医院，它在新加坡历史上，有着光辉的纪录，它是新加坡重要的古迹。然而时至今日，同济医院建筑，却沦为消闲娱乐场所，孤零零地蹲在街边。天福宫也是一样，即使经过修饰打扮，外表焕然一新，可是没有人想要好好地向下一代说明，它们在新加坡历史上曾经扮演的角色，它们在历史上所包含的意义。抚今追昔，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先辈精神？在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的商业社会里，人们斤斤计较于薪金收入，历史早已是沉痛的记忆！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完稿
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订

《叻报》与《星报》有关李鸿章出使欧美南来的报导

李庆年〔新加坡〕

前言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96)，李鸿章以“头等出使大臣”出使欧美。此次出使的公开任务是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其实还包括与俄国密谈联合拒日问题，与欧洲各国商谈增加入口货厘金问题，此外还包括视察西方国家的工厂制造，而游历自然包括在内。
关于李鸿章出使欧美，新加坡的《叻报》与《星报》可说是全程报导，有闻必录，巨细靡留，因此留下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这对于研究李鸿章出使欧美是有帮助的。
根据这两份报纸的新闻所述，它们的新闻来源有四种。第一种是来自本地和外地的西报，其中述及的“实得力太晤士西报”就是本地的英文《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至于外地西报，除了《伦敦泰晤士报》 (The Thames) ，还有《上海西报》、《上海新报》、《字林西报》。一般上，西报都是笼统称作“欧西日报”、“泰西日报”。其中还有二则提及法《添时新闻报》、《迭八新闻》，应该属于法文报纸。此外，还提及一份英国《煞达铁烈布欲杂报》。第二种是来自电讯(电报)。1871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的海底电线接通。1877年，又与槟城、仰光接通，并衔结上印度到伦敦的海底电线。当时还没有长途电话，电报是唯一的长途通讯工具，所以新闻中所说的“来电”，即指电报电报所传送的新闻稿经翻译后成为新闻。至于由何人所发，报馆是否与外地通讯社签订供稿协议，则不得而知。不过，新闻稿中提及的“吕打”，无疑就是英国的“路透社”。第三种是来自书信。这方面的稿源不少，在新闻中看到的就有“上海来函”、“上海来信”、“津友来信”、“津友来函”、“津口函报”、“天津来信”、“天津友函”、“天津采访友人”、“香港来信”、“前途来信”、“友人函述”、“友人投书”、“京友来函”、“奥礼沙来信”、“英京来信”、“欧洲来信”、“俄京来信”、“巴黎斯来信”、“德京来信”、“华盛顿来信”、“横滨来信”等等。这许多来信稿源，除了上海、北京、天津三地无可疑义，其他国家来信十分值得思考。当时，《叻报》与《星报》肯定没有驻外通讯员，即使是报馆友人也不可能跟随在李鸿章身旁记录，因此，我怀疑这些书信是李鸿章的随从所寄。查这两份报纸，竟然各有五则新闻完全一样，为什么会出现一稿两投呢？这些稿件是否有人与报馆约定供稿，或竟是有付稿酬？这都是很有趣的问题。第四种是报馆记者自家采访。李鸿章抵达新加坡时，两家报馆都派记者(当时称“访事人”或“采访人”)前往采访，李鸿章在新加坡登岸不到一天，然而两报前后的报导却是详尽透彻。
本文仅根据《叻报》与《星报》报导李鸿章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上海、香港、西贡，迄至新加坡的行程作为参考。至于欧、美、日的报导，则因篇幅太长，只好从略。


北京 天津 上海

1896年2月24日，年届73岁的李鸿章奉命从北京出发，出使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李鸿章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第一站是俄国。他的主要任务是借庆贺俄国沙皇加冕为名，进行联俄拒日活动，打算借俄国人的力量阻止甲午战争后继续扩张的日本势力。其次是由于连年对外赔款，国库空虚，加上银价大跌，海关对外国货逢百抽五的厘金已经无法帮助解决财政困窘。当时，销往中国最多货物的国家是英国，李鸿章一厢情愿，以为亲自上门与英国首相商议就可以解决问题。
李鸿章还未奉命出使之前,传说清廷原想委派湖北藩台王芍棠为出使钦差大臣，此事被俄国驻京公使所知而加以阻止，理由是“俄皇举行加冕礼，大典攸关，似非微垣之职，堪赋皇华之选，非亲王枢臣，不足膺斯重寄而合体制也。鄙意非派恭、庆两邸，即派李傅相，方堪称职云。”李鸿章原先“以年迈难于远涉为词”，但是后来却“慷慨请行”，可见他是自愿出洋的。可悲的是，委派出使钦差大臣竟然遵照外国公使的指示去办，清廷之软弱无能，于此可见。
离开北京，李鸿章带着随从抵达天津，水师营预备了炮艇前来迎接。他携同妾侍、公子一班家属，住进海防公所。从天津，他电令招商局总办沈子枚派遣“海晏轮”前来塘沽迎接。又电南洋大臣张之洞转达副使邵小村在上海等候一同出国。
李鸿章人还在天津，大儿子经方搭乘轮船先抵上海，布置迎接事宜。上海县令“差家丁在沪北天后宫侧钦使行辕内外，雇令工匠粉饰一新。码头搭盖彩棚，悬灯结彩，预备恭迎节麾。”3月14日，李鸿章抵上海。3月17日，上海道宪黄幼农“假泥城迤西张氏味莼园内之安垲第大洋房肆筵，设宴恭请相节驾临，并召丹桂菊部演剧侑觞。”上海各局官员数十人到场迎接。味莼园内外布满差役和华、印巡捕。在炮队、马兵和护卫簇拥中，李鸿章“身穿黄马褂，三眼翎宝石顶”，坐在凤驰电掣的马车上，来到园中。丹桂园戏班班主请示黄幼农，“观察复添传天仙、天福两园各妙伶，三班齐演，不为人多，实为博得李鸿章一乐也。”3月8日，李鸿章搭乘法国轮船“夏尼士西挽”号，启程出国。

香港

3月31日，李鸿章抵达香港，然而他没有登岸。从上海经过刚被日本人强夺去的台湾，又来到54年前被英国人强夺去的香港，不知他作何感想。据称，他原本“拟暂登岸一行，即至太平山酒店，少歇征尘。”而且“今港地诸人已预备联设公宴，以请相公一酬。”同时“港官前经预备款迎傅相之礼，倘相节在港登岸，将排设全体兵马，以相款接。”李鸿章终于没有登岸，所持的理由是“不欲登岸重劳地主，故特力辞。”既然是“力辞”，港方必定有所邀请，而李鸿章即使不登岸，港方也应该派人上船谒见。由此可以看出英国人的心理，强占了你的地方，偏不要在被统治的港人面前给你面子。
李鸿章没有登岸，当时还有一种说法。由于香港当时发生流行疫症，而下一站的新加坡早有规定，凡是来自发生疫症地方的船只，都必须“禁港”九天，就是不准搭客上岸，留在船上以待观察。如果李鸿章在香港登岸，他所乘搭的船只是否也要“禁港”呢？实际上，当时新加坡方面对此并无表示，《叻报》说，“今港地复发电至本坡国家处询问，谓李傅相旌节若曾在港中登岸，则该船抵叻之际应否为禁港云云。”又说，“今当中朝上相遥赋皇华，是与平常船只不同，故港地特发电报来坡询及也。”刚刚把台湾送给别人，又来到已经失去的香港，李鸿章心中不无怵惕，登岸不无风险，于是流行疫症自然成为很好的遁词。在港督方面，当然不希望李鸿章上岸，一来不希望港人见到天朝大臣，二来大概与保安有关。至于所谓“发电至本坡国家处询问”，则可看出英国人处理事情的狡黠手段，先制造风声，叫你知难而退。

西贡

离开香港，李鸿章途经法国殖民地越南，西贡总督上船拜会，殖民地官员在码头迎接。西贡总督在总督府设晚宴款待，又演戏助兴，李鸿章“不胜欢感之至”，这与在香港不要登岸成为对比。


新加坡

1896年4月7日，李鸿章抵达新加坡。此前一周，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已经通过报纸谕请“凡我华官商，届时理宜整理衣冠，至然申码头(Johnston’s Pier,即华人所称的红灯码头)接官亭中恭迓节麾，以彰国体。是日，各铺户门首，请悬灯挂彩，以壮观瞻。”张弼士事先向殖民地政府商借然申码头，“俾得铺陈”，于是将码头打扮起来，“接官亭上，遍悬彩红及各色旗帜，并以盆花、古树、草径、花蓝等为之点缀，码头之上，气象一新。”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署“亦一律铺设整齐，并预备车马甚多，以为使相及诸随员乘坐遨游之用。更备华筵多席，以宴嘉宾。”与此同时，海峡殖民地总督闵制府( Charles Michell) 也吩咐手下，“即在 府内陈设一新，并备盛筵，以备相节到府中宴叙。”
上午八点，新加坡总督派遣几名官员，连同一名日本领事官员，乘小轮前往停泊在海面上的轮船，迎接李鸿章上岸。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早已带领着副领事金涧苹和领事署官员，以及“叻产闽绅林文庆等”，抢先登上轮船谒见。殖民地官员随后上船，转达总督的邀请。于是李鸿章登上官方准备的小轮，朝然申码头驶去。
上午九点，然申码头人头攒动，兵士列队，总督派来的辅政使司瑞天咸( Frank Athelstone Swettenham) 正在恭候。小轮靠岸时，升旗山上鸣放十九响礼炮，瑞天咸上前与李鸿章握手。过后，李鸿章与长子经方、次子经述、随员罗禄丰、于式枚等，上了总督派来的马车，随瑞天咸到总督府。李鸿章上了车，“笑容可掬，左顾右盼，与路之人点首为礼。”马车两旁有五十个持枪的印度兵一路跑步护送他，直到总督府。其余随员则由副领事金涧苹与笔政沈鼎之带领，到领事署用早餐。 李鸿章到达总督府，闵制军(由于总督名Michell,华人为他取了闵姓，制军或制府是总督的别称。)迎入客厅，谈叙一刻钟，随即共进早餐。在座还有俄国领事，十一点，早餐完毕。
下午一点，总领事张弼士带领百余个闽、粤绅商(大多数有官衔，都是捐官买来的虚衔。)列队呈上手版(名片)，要求李鸿章谒见。这班人先在外头一一与闵制军握手，还得劳动闵制军进去请示李鸿章的意思。李鸿章果然不负众望，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走出来。可以理解，这班人在他眼里，不过是赚了点钱而又想沾点光罢了。《叻报》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使相乃从容出，至厅前侧立。制军即立于使相之右，参赞暨督辕各弁则鹄立侍候，肃静 无哗。而张弼士观察即引各绅至傅相前请安，傅相谦仰不胜，再三慰问，因谕各绅谓：“余 向在中国时，即闻诸君居住叻地，安居乐业，地方政令甚宽，诸君子均得安享优游，余心甚 慰！今得见列公之面，又复多劳谒见，深感雅谊云云。”列绅唯唯，时粤绅吴夔甫太守向使 相禀称：“诸绅商等皆属商务中人，仪节未娴，尚祈原宥！”使相答曰：“余与诸君等皆属 桑梓至亲，今在海外相逢，又何拘乎礼节？”言罢即拱手与诸宾为礼，诸宾乃齐告退。


吴夔甫代表绅商说话，唯恐冒犯李鸿章，诚惶诚恐心态，可想而知。而李鸿章一副淡定神情，慰问有加，虽然说的都是客套话，却没有摆出架子。总领事张弼士安排这班地头绅商与李鸿章见面，他担心的是，如果不能满足这班人的谒见要求，不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在当地处理侨务是无法得心应手的。我们注意到，张弼士作为总领事，却没有随同李鸿章赴总督府共进早餐，而是在几个钟头之内，忙着照应这班人马，并一个一个向李鸿章引见，在帮派意识浓厚的新加坡，任何一个帮派成员都不可遗漏引见，这种工作压力是很大的。闵制军虽然在自己府内，对着这班来势汹汹的求见者，一时也束手无策，只好由李鸿章自己出来应对了。
下午两点，李鸿章离开总督府，乘着官方马车“遨游叻地一周”，所谓“一周”，并非指全岛，而是一阵的意思，指的是市区边沿，从总督署(今天的总统府)到湿迷路，又称勿拉士巴杀路(Bras Bassah Road)一带, 匆匆浏览，即行离开，不敢进入华侨聚居的市区。
下午四点，又乘着马车前往粤商佘连城的“明丽园”参观。(此园原址在实笼岗路与明地迷亚路之间横跨黄埔河的地段。原为胡亚基(璇泽)产业；胡氏没落后，为佘连城购得；佘氏没落后，为阿拉伯商人所有，华人称之 “阿拉伯花园”(Alkaff Garden) ，阿拉伯商人后亦没落，荒芜许久，五十年代尚存，可谓历尽沧桑。)
下午六点，乘坐官方马车，经甘榜巴鲁(Kambong Bahru)，由位于巴西班让 (Pasir Panjang)的慕娘码头(Borneo Port)搭乘小轮回返轮船。
《叻报》说李鸿章“至七下余钟时，即展轮出口”，《星报》说“订于是晚八点钟启轮西渡”，两份报纸的报导看起来好像是当晚就已经离开，事实上，李鸿章逗留在新加坡海面上总共七天，直到4月14日才离开。这是为什么呢？李鸿章在新加坡登岸仅半天，走马看花，匆匆浏览一番就上船去了，此后六天都在船上等待启航，没有再上岸，也没有人上船去拜访，其中定有原因。
李鸿章从上岸到返回船上，所乘坐的马车一直是殖民地政府所提供的，而清朝总领事署所预备的马车，他完全没用。殖民地政府提供马车，也提供五十个配带枪械的印度兵，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这明显地是从安全方面考虑。《叻报》报导，“兹阅西报谓，是日下午，使相乘车出游以迄赴船之际，本坡巡捕官派出诸差沿途伺候，严肃异常。据谓，叻地华民因中东一役，心怨傅相者多，恐有无知小民，从而生事，故预派多差，出而弹压云云。”这则报导，相信不是空穴来风，否则李鸿章返回船上，为什么不用上岸时的然申码头而悄悄地改用偏僻的慕娘码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支曾经多次访问新加坡的舰队，在华侨的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战争失利，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要负绝对的责任，如今卖国贼到来，的确会引起华侨的愤慨。李鸿章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匆匆来去，船期未到，只好躲在船上，谢绝一切拜访了。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这么说道：“据所知，由于许多中国人对李鸿章处理中日甲午战争的手法怀着愤怒的情绪，所以警察采取了极严密的措施来保护他。”至于《叻报》与《星报》报导李鸿章当天晚上启航离开，可能是故意放出的风声，目的是模糊人们的注意。
李鸿章在新加坡本岛只待了半天，不过却证实一件事情，根据报纸的采访，他的身边并没有外藉随员。根据《叻报》报导，他的随员包括李经方、李经述、罗禄丰、木庵塔克什纳、春联芳、于式枚、林怡游、薛邦和、黄家伟、柏斌、张柳、洪希甫、冀昌、麦信坚、黄子明、直剌正谢起源、罗忠彤，以及唯一的洋员北洋官医英国人亚羽因。《叻报》还说，“按此次傅相赴俄，并未带有西藉随员，只有英国医生一名，“闻亦只随至中途，即令其在中途祗候，并不偕至俄国。”这与近年所见有关李鸿章出使欧美的著作所述不一样。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颟顸无能政治的代表人物，近来有人替这种丧权辱国的人物喊冤，甚至想替他翻案，从文章到书本到影视，处处放出功大过小的烟幕，把反面教材当成正面教材，企图改变人们一向来的共同看法，企图抹掉这个人物对民族，对历史的消极作用。李鸿章作为出使欧美的钦差大臣，并不因此说明他是能干的，联俄拒日没有做到，争取提高入口货厘金的任务也没完成。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不过是个人出国旅游罢了。根据报纸记载，尤其可笑的是，李鸿章出门在外，随身携带一副棺材，到处停放，让洋人耻笑；在美国，不理睬华侨要求他对美国政府提出禁止苛待华侨的请愿；在美国，观赏歌剧，竟然要替一位烂赌成性的女演员还债，还想把她带回国；在比利时，替自己订购可供数十人进餐的玻璃餐具；在德国，与俾士麦大谈培养儿子成为官僚的心得；在英国，与英国首相商谈厘金没有结果就显出不耐烦而又顾左右而言它的模样；在英国，向侵略中国的刽子手戈登坟墓献花致意。以小见大，李鸿章有着俗不可耐，克板呆滞，没有自尊的特性。

2004年11月16日完稿

东南亚华人的独特神祇──九皇爷考证

李庆年〔新加坡〕

前言 　　　

新、马、泰华人有崇拜九皇爷的现象，而中、港、台华人却没有。这一现象，说明九皇爷是中国海外的神祇，是海外产生的独特神祇。在新、马、泰，一些归属道教范畴的庙宇供奉九皇爷，而一些名称与北斗、斗姆(斗姥)有关的庙宇，都有供奉，有些更直接冠以九皇之名。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是九皇爷的庆祝日子。庙宇进行迎神、祭拜，游神，演戏，吃斋，燃烧龙船等活动。其热闹程度，超越对任何一个神祇的崇拜。
　　　　　　
九皇爷的特点　　　
关于九皇爷的名称，产生两种说法，有说是第九位皇爷，有说是九位皇爷，“爷”是一种尊称。这两种说法相差很大，十分矛盾。究竟九皇爷是一位还是九位呢？至今尚无人确证。 庙宇中供奉的九皇爷没有金身(雕像或塑像)，一般都是一个神龛，外面裹以黄色绢缎，里头空无一物，这在道教信仰中是很奇特的。道教的神祇，一般都有金身或画像，而九皇爷以物代神，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民间有一说法，传说九皇爷没有首级，因此不供金身。这一说法不能说明以物代神的原因，因为传说中的关羽也是没有首级，然而庙宇中供奉的关羽却是完整无缺的。 祭拜九皇爷有着严格规定，信徒必须持守斋戒，尤其是在庙宇进行活动期间；活动期间必须著白穿素，或打赤脚；斋戒时不得有房事。 据称，九皇爷忌讳蓝色和黑色，喜近白色,而且厌恶血腥。

九皇爷与北斗九星
九皇爷是九位皇爷的说法，与北斗九星有关。道教中有几种九星之说，其中一种是《太清玉册》所说的“北斗九星：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这一说法和《玉清无上灵宝自然北斗本生真经》所说的有密切关联，此经记载斗姆元君生九子，包括：天皇、紫微、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两说之间，除了左辅、右弼和天皇、紫微不相同外，其余七星完全一致，此七星就是北斗七星。 道教的九星之说，后来演化为庆贺“九皇”的仪式，于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举行“九皇会”，拈香上表，祈福消灾，除了赞颂九星，也感激斗姆元君的生育功劳。 由于早有这种仪式，人们自然而然地把九皇爷与它联想在一起，理所当然地认为九皇爷就是九位星君，而斗姆就是它们的母亲。也因为如此，以斗姆、北斗为名的庙宇无不供奉九皇爷。

疑点的提出
新、马、泰的庙宇所供奉的九皇爷，都是没有金身。如果这位九皇爷真的是从中国道教的“九皇会”传承过来，那么为什么没有金身呢？在中国，斗姆宫内供有斗姆元君的金身，一般上还会有九位星君的金身，例如泰山斗姆宫，就有斗姆元君和十二星君，包括九位星君的金身在内，而且年代久远，至今尚存。又例如云南巍宝山斗姥阁，主殿供奉斗姥元君塑像，南北二斗殿各供奉九位南斗星君和九位北斗星君塑像。以此观之，九皇爷并非九位星君，它与斗姆元君没有关系。根据庙宇中只有一个神龛来看，九皇爷应该是单独一位。

华人南来与宗教
许多宗教有由人转化为神的传说，道教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九皇爷会不会也是由人转化为神呢？如果它是由人转化，那这个人又是谁呢？这个人转化为神之后，为什么是在中国以外流传呢？要追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华人迁移南洋着手，因为这是流传在华人社会中的信仰。 华人大量南来东南亚是明、清两代。明朝时期，今天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各国，已经有华人居住。到了清朝，移民更是增加。以迁居的年代来看，较早的地方是泰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就有大批华人居住在北大年、 洛坤一 带。从1409年至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在马六甲设立据点称作官厂，在郑和下西洋之前，马来半岛已经有华人的踪迹，同样的情形也在菲律宾等地出现。 明朝末年，外族入侵，社会动乱，大批华人为了逃避战乱，为了不受异族统治，纷纷南下。这一历史现象在华人社会中产生海外反抗心理，对异族统治下的祖国无可奈何而又充满思念，反清复明的意识油然而生，久久不能挥去，一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才消失。 南来的华人也带来了宗教信仰，除了佛教，还有道教。道教的神祗也在各地落地生根，例如广泽尊王、清水祖师、妈祖等等。华人的观念重土，认为一方水土必须尊重，于是产生了土地神明膜拜，在海外也把国内非正神的土地公改变成南洋大伯公，这可说是南洋化的土地公。至于九皇爷，虽然是南洋独有，它的性质和大伯公不一样。因此，它的出现应该也不一样。 九皇爷的信仰者，绝大部份是闽南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宝贵线索，是不是与福建有关？

在福建称帝的朱聿键
福建在宋朝出了一位由人转化为神的林默娘，即妈祖，也称天后、天妃。由于天妃与海洋有关，所以靠海之人崇拜她，将她视为保护神。南洋一带华人，对天妃的崇拜是很兴旺的。九皇爷活动中有迎神和送神两项仪式，都是在海上进行，说明这位神祇与天妃一样，和海洋有关。在送神仪式上，必须焚烧纸扎龙船，以示尊敬。龙船，是帝王之舟，封建时代只有帝王可以乘坐，难道九皇爷是一位帝王吗？一些庙宇的确称九皇爷为“九皇大帝”，这位“大帝”是谁呢？ 历史上在福建称帝的是明朝末年在福州称号隆武大帝的唐王朱聿键。朱聿键是明太祖朱元章的第九世孙，封地在河南南阳。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农民起义军逼近京师，朱聿键自动要求出兵勤王，但是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下诏责备， 并下令回去封地，不久，将他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改由他的弟弟朱聿镆接位。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南阳，朱聿镆被杀。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杀，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年号弘光，赦免朱聿键。第二年，清军攻入南京，弘光政权垮台。 这时候，朱聿键打算到绍兴投奔称为监国的鲁王朱以海，走到杭州，遇见镇江总兵郑鸿逵与户部郎中苏观生，被迎往福建。福建军阀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和郑鸿逵、苏观生、张肯堂、黄道周等人先拥立他为监国，同年润六月，又立他为帝，年号隆武，将福州改称天兴府。
然而这位隆武大帝无兵又无钱，大权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向他建议招集二十多万士兵，利用十万防守，十万攻打。可是，军无钱饷，只好下令官员、绅商、百姓捐输，搞得各方怨气冲天。 朱聿键刚上位，俨然要有一番作为，他将建宁、天兴、延平、兴化划为上游区，将漳州、泉州、邵武、汀州划为下游区，各地设置巡抚管制。在闽北仙霞岭北面设立百多个据点把守。可是，郑芝龙、郑鸿逵等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暗中投降了清人。另一方面，朱聿键与鲁王互争正统，也闹得很不愉快。
1646年阴历六月，清军攻破绍兴，鲁王政权灭亡。接着清军长驱南下，郑芝龙撤退仙霞岭所有守军，清军迅速逼近福州。朱聿键奔建宁，又奔延平，打算进入江西或湖南、广东，与抗清武装会合。八月二十一日，朱聿键带着随从从延平往汀州逃去，清军以骑兵直追，八月二十七日，清军追至汀州，终于被捕。《明史》 “诸王列传”记载：

八月，聿键出走，数日方至汀州。大兵奄至，从官奔散，与妃曾氏俱被 执。妃至九 泷投于水，聿键死于福州。

朱聿键被清军追上，一方面是清军利用骑兵，另一方面据说是朱聿键好看书，逃跑时还带着许多沉重的书箱，因此行动缓慢而被清军追上。《明史》说“聿键好学，通典故”，可说是书多所累。

朱聿键之死
关于朱聿键之死，《明史》说“聿键死于福州”，他无疑是被清军杀死，可是这是一句笼统的话，究竟怎样死，没说清楚。有些历史著作说他被押回福州，“不食而死”(萧一山《清代通史》)。但是多数史书说他被追上时就被杀死了，《清国史》卷 二 “世祖本纪”(嘉业堂抄本)说：

三年丙戍……十一月癸卯，朔，贝勒博洛自浙江分兵进取福建，图赖收伪阁部黄鸣歧于 仙霞岭，遂破浦城，进克建宁、延平，伪唐王朱聿剑走汀州，阿济格尼堪等追斩之，遂定 汀、漳、泉、兴，进克福州，悉降其众，福建平。

《清实录》卷二十九“世祖实录”说：

顺治丙戍十一月癸卯朔，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既定全浙，随分兵衢州、广信，两路 进师福建。固山额真、公图赖等击败伪阁部黄鸣歧等于仙霞关 ，遂破浦城。前锋统领努 山擒斩伪巡抚杨廷清、李暄(芳)。分遣署护军统领杜尔德、前锋参领拜伊岱等攻下建宁、延 平等府。闻伪唐王朱聿剑遁走汀州，遣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率兵追 袭，直抵城 下。我军奋击先登，擒斩朱聿剑，及伪阳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洤、松滋王朱演汉、西 域王朱通简，并伪官、伪伯等，抚定汀州。

同书卷三十二“世宗实录”说：

天命前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师南征，兵渡钱塘江，寇逆骇散，居民迎降，遂旋 克金、衢，浙东宁谧。遂移师入闽，擒斩伪唐王朱聿剑等于汀州，余党扫除，闽中平定。

以上记载都是肯定朱聿剑(键)在汀州连同家属和部下，一齐被杀。清军在镇压南明反抗势力时曾经采取对皇室人员的追及即杀的政策，目的是消灭可以作为团结中心的一切力量。因此，朱聿键是在汀州被杀是十分肯定的。然而，清末编撰的《清史稿》所说却不一样。《清史稿》 “诸王列传”四说：

明唐王聿键据福建，博洛率师破仙霞关，克浦城、建宁、延平，聿键走汀州。遣阿济格 尼堪、努山等率师从之，克汀州，擒聿键及曲阳王盛渡等。

同书“列传”二十二说：

八月，博洛令诸军分道入福建。图赖自衢州出仙霞关，击破明大学士黄鸣骏等师，度岭 克浦城。分遣署巴牙喇纛、章京杜尔德葛布什贤、章京拜伊岱等 ，攻克建宁、延平诸府。 明 唐王自延平走汀州。复遣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率师追击，克其城， 执唐 王及其宗室诸王，送福州。

同书又说：

三年，从贝勒博洛徇浙江，明总兵方国安屯钱塘江东岸，以舟师出战。努山从固山额 真、图赖，自上游渡击国安，败之，尽得其舟。进略福建，击斩明巡抚杨廷清、李暄芳。时 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攻下建宁、延平诸府，明唐王走汀州，努山驰七昼夜追及之。唐王 入城守，令锐卒以巨木撞其门，后军继至，遂克之。

《清史稿》的说法与《明史》一致，那就是，朱聿键在汀州被捕，押送回福州才死，至于《明史》所说“聿键死于福州”，萧一山说是“不食而死”，那就是在福州绝食而死。《清史稿》说“执唐王及其宗室诸王，送至福州”，说法令人怀疑。《明史》说朱聿键爱妃曾氏“至九泷投于水”，如果朱聿键还在押送回福州的途中，这位与他感情深厚的妃子是不可能先他而去的，因此，我怀疑当时朱聿键已经被杀，尸体正运回福州示众，而曾氏是当成战利品押回福州，她在途中经过汀江湍急的九泷段时，投江自杀。《明史》与《清史稿》都是成书于清代，对于满清入关初期的野蛮暴戾行为有所修饰，我们比较一下成书较早的《清国史》与记实的《清实录》的记载，不难分辨出朱聿键之死先后的差异。在这点上，应该取信尚未修饰的资料。
朱聿键的样貌，据称身体修长，脸庞丰满，不留胡须。因为忧虑国家多难，所以生活俭朴，穿的是宽大的白色布衣，不吃肉，不饮酒，唯一嗜好就是读书。他虽然称帝，却只有一个曾妃，宫内也只有几个老佣人。每当群臣上奏，曾妃站立屏风之后，共同议决，朱聿键对她十分敬重的。郑芝龙曾经送给他几个女子当宫女，都被他冷藏在后院不理。 朱聿键死了，复国希望破灭了，福州城的百姓们一定怀着极大的悲伤悼念他。在他离开福州逃往汀州时，暗中投降满清，别有用心的郑芝龙发动数万军民，拦道呼叫哭喊，以阻止耽搁他行走。福州百姓心中的企盼，在几天之后化为泡影，皇帝在汀州死于非命，真是一场时代悲剧。

朱聿键与九皇爷
我们已知朱聿键是福建的“大帝”，那么他是否就是海外闽南人崇拜的“九皇大帝”呢？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有影响力而又牵动人心的人物，在群众心中是能够产生崇拜的心理。当此人物发生异样的遭遇，比如失踪、死亡，人们的崇拜心理在无法相信之下就会突变与升华到另一境界，而神化往往就是结果，这种神化的产生，一般都发生在知识落后的时代。神化的特点是把某些有关被神化人物的事迹加以渲染，并保持神秘感。从林默娘演变为天妃这一例子，很能够说明神化的产生。朱聿键是南明皇帝，福建一带的百姓对他期望很高，希望他能收复失地，驱赶清人，但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却丧失了性命，悲伤、失望、惶恐，在群众心里与无法相信交织在一起。人们在沉痛的回忆中，在凄凉的追思中，把亡国的痛苦，放到自我安慰的幻想里。尤其是逃离海外的人，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存在，于是自然而然地将他供奉起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崇拜对象。九皇爷，是明末东南百姓充满血泪的不屈象征，是一位十分特别的神祇。反清复明的信念，在普通百姓心中，也只有用祭拜这种办法宣泄。清军入闽时进行屠杀，闽人有扶老携幼躲进甘蔗园的，至今东南亚的闽南人后裔正月初九祭拜“天公”时，还不忘救人一命的甘蔗，要用红纸缠绕表示感激。对甘蔗如此，何况是曾经给他们带来希望的皇帝呢！
朱聿键是朱元章第九世孙，又当上皇帝，称他为九皇爷一点都没错。九皇爷没有金身，与他称帝时间不长和被杀有关，这位只上台一年多的皇帝在人们印象中并不深刻，不久被杀，人们看到的是没了脑袋的尸体，心中一定产生震撼，因此传说九皇爷没有首级是正确的。也因为这样，庙宇中安放的只是中空的神龛，如此一来，更增加了神秘感。
朱聿键为了表示忧国忧民，放弃食肉饮酒，也就是吃素茹斋，因此拜祭九皇爷时，同样要吃素茹斋。由于道教原有的“九皇会”也是在九月初一至初九吃素茹斋，更因此淆混了本来是追随朱聿键生活习惯的原意。
朱聿键不喜女色，拜祭九皇爷时必须远离色欲，成为信徒的一种清规戒律。 九皇爷十分忌讳蓝色和黑色，这一点是由于初期清军的服装是以蓝黑二色为主要颜色。
此外，拜祭九皇爷必须穿着白色衣服，这与朱聿键喜穿宽大白色布衣有关。另一方面，朱聿键被杀，百姓必然有人为之披白戴素致哀，因此九皇爷信徒无不穿白着素，有些还头缠白布，更像是祭奠的装束了。
由于供奉九皇爷的华人居住海外，而九皇爷又无金身，所以每当进行祭拜时必须先用香炉迎接神明。按道教的说法，香与插上香的炉，都有引领神魂的作用；完成后又必须将之用纸扎龙舟送走。这一来一往的仪式，都在海面进行，但是这也说明九皇爷是来自隔着海洋的远方，这地方必定与水相连，而福建就是地处海边，久而久之，人们专注在迎来送往，而不去理会为什么要从海上进行，更不去考究九皇爷的原居地了。
至于朱肇键是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一说是八月二十八日)被清军追上，他是否于九月一日被杀，才产生后来于九月初一日纪念日，则无从考究。
此外，祀奉九皇爷的信徒，过去都是闽南人，其他籍贯之人极少参与，说明九皇爷是闽南地域产生的神祇，与闽南人关系密切。
朱聿键与九皇爷之间有着这么多个共同之处，人们崇拜的九皇爷，可以肯定就是朱聿键。

九皇爷崇拜的流传
从华人南来的时间因素推论，最早出现九皇爷崇拜应该是在泰国，尤其可能出现在泰南一带。当朱聿键被杀后，逃离福建的人把对他的追思带到海外，或许先是小部份的人开始祭拜，经过长远时间，渐渐兴旺起来。以今日泰南最兴旺的普吉岛来说，九皇爷崇拜不超过一百五十年，而它在普吉岛之所以兴旺，据说是岛上曾经发生瘟疫，人们祭拜九皇爷后得到解救，因此兴起崇拜。然而这距离朱聿键被杀的1646年已经十分遥远了。近年来，泰国的合艾市的九皇爷崇拜也日趋兴盛。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虽然很早就有华人，但是过去九皇爷崇拜现象几乎没有。反而是接近泰国的槟城，在一百年前就出现了九皇爷崇拜，但是规模不及普吉岛。南部的柔佛州，也有崇拜现象，而吉隆坡却是近几年才有人趋之若鹜。 至于新加坡，最早供奉九皇爷的庙宇就是后港斗母宫，它有将近一百年历史，不过其中的九皇爷神位，据说是从槟城奉请过来。除此之外，新、马许多庙宇也供奉九皇爷，都在不知不觉中纪念这位被人遗忘的皇爷 。
但是，必须指出，民间的一些信徒，对于九皇爷的来历不甚了了，以致有九位皇爷的说法，甚至因此供奉九个神龛或九面旗帜的现象，这当然是把九位星君讹混到朱聿键身上。而这种讹混，又是因为误解了“九皇”的含意所引起的。一些无知的人，甚至把由来已久的斗姆(斗姥) 和“狗母” 牵扯在一起，足见愚陋与文化层次之低下，而且不敬之极！至于有人认为九皇爷是曾经纵横泰国南部的海盗林道乾，则是因海生义，风马牛不相及，想当然耳！尤有进者，一些庙祝之流，甚至所谓的民俗专家，由于早已错将九皇爷当成九位皇爷，为了香火油钱，或是囿于己见，坚持向信徒传达错误讯息，有意向大众散播非学术之谎言，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宗教的演进，一般是朝向纯化与净化，不能随意添加无中生有的花样 ，信口雌黄，胡乱解释，以讹传讹，都是亵渎神明，自欺欺人。厘廓真相，是学术的责任，绝非民俗解说的罗列可比，这一点，相信搞学术研究的人都会同意。
九皇爷崇拜已经形成一种宗教信仰，这个崇拜是由历史事件，或者说是政治事件演变而来，三百五十多年了，人们内心的哀痛与悼念，早已被时间融化，形成一种不知来源的崇拜。这一奇特的现象，在新、马、泰华人社会中经久不衰，要是朱聿键地下有知，应该有所欣慰。我们就明末南海遗民不肯屈服于外族统治的精神来说，九皇爷崇拜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可是，任何人只要看到普吉岛的九皇爷庆典，内心都会感到震撼。每逢阴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普吉岛街上旌旗飘扬，炮竹响澈云霄，全市庙宇总动员，各种各样神佛一齐上街游行。令人侧目的是数不尽的乩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脸颊穿过各式各样物件，有长针、刀剑、玻璃、灯管、剪草刀、椰叶杆、篱笆刺、驾驶盘、风扇杆等等。锣鼓声中，硝烟阵里，频频颤抖，沉沉昏厥的乩童，流着口涎，淌着鲜血，殷红频滴，血滩胸前，触目惊心。游人如果知道九皇爷是谁，心中必然会问，九皇爷是否赞同自残行为，九皇爷不是厌恶血腥吗？但是，当宗教与旅游业挂钩的时候，神明还得向旅游业让步。况且，人们早已忘记了九皇爷是谁 。

(附：本文未上网前，曾有一张姓博客，未经本人许可，将之贴于自己网上，如此擅作非为，实属不该，特此声明，并予以谴责！)
2004年11月20日完稿·2007年6月9日修订

慈禧的一份膳单

李庆年［新加坡］

慈禧是一个极端自私而且只顾个人享受的太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过去 有人说她每一顿饭都极其浪费，盘碟长列，佳肴满桌，绝大部分只看不吃，餐餐如此，然而都只是传说，没见过任何膳单，不足为凭。一些有关慈禧饮食的资料，对于她用餐的馐肴菜色，都是零碎而不完整，更多的介绍只是御膳房的用料分量，无法知道她全餐究竟吃些什么？
最近看到新加坡《叻报》在1893年4月19日刊登的一份慈禧膳单，发现情形 跟传说有些出入。此单流传海外，弥足珍贵，现在把它抄录于下，让大家共赏：

《膳单恭列》
客有以去岁腊月二十九日，皇太后膳单一纸，送交本馆者，谨列于左：

圣天子以天下之养为养，懿欤盛哉！
早膳：包哈攒盘、五香肉、胡猪肉、白煮鸭子、神肉、烹肉、神肉片汤，鸭子 粥 。
荤局：野意锅子、三鲜鸭子、蒸海带丝、黄焖猪肚、肉丝炒豆芽、焖笋片 、炒锅渣泥、溜虾仁、会鸡胆、炸里脊、豆腐羹、松仁酱。
素局：挂面汤。
点心局：澄沙包、糖水角、粳米干膳，香米粥。

晚膳：包哈攒盘、蒸烧肥鸡、塞勒卷、苏造一分、猪肉丝汤。
荤局：白肉锅子、五柳鸡丝、煮荔枝肉、南煎丸子、肉片炒木耳、炒玉兰片、 炒瓜丁、溜海参、会攒丝、炸八件、三鲜羹、果子酱。
素局：响吟汤。
点心局：白糖油糕、脂油方脯。
饭局：香米干膳、老米干膳、香米粥。

晚用：凉卤猪肝、肉炒瓜丁、炮吊子、粉汤、蒸饼、香米干膳、老米干膳、香 米粥。

备膳：三等侍卫永福。
领班：柏唐阿景祥。

慈禧的膳单应该是每天一份，这张膳单前面所说的“去岁腊月二十九” ，是1893年2月15日，即光绪十八年甲寅癸未，慈禧时年59岁。腊月而至于阳历2月，是由于当年为闰年之故。这一天即是春节除夕前一天，俗称“小年”。膳单前之“圣天子以天下之养为养，懿欤盛哉！” ，应该是开膳前的一句祝颂语。
在膳单里，我们看到它分成三个部分，即早膳、晚膳、晚用(夜宵) ，为何没有 午膳？或许是慈禧没有用午膳的习惯吧！
膳单内容全部加起来，共有56道。早膳正餐之外，另加荤局、素局、点心局； 晚膳正餐之外，另加部分多了一项饭局；晚用简单得多，没有另加部分。
从菜单上看，菜色并非属于山珍海味之类，平淡无奇，除了几样名称不易理解 的如包哈攒盘、塞勒卷、会攒丝、苏造之外，其余的都可以理解，而且极为普通，有些与民间所用的一模一样，如五香肉、白煮鸭子、鸭子粥、蒸海带丝、肉丝炒豆芽、焖笋片、溜虾仁、炸里脊 、豆腐羹、香米粥、肉片炒木耳、炒玉兰片、炒瓜丁、肉炒瓜丁、蒸饼等。至于膳单中提到的米类粥类，则无甚稀奇。
在这份膳单里，我们可以发现没有鱼类，肉类只有鸡、鸭、猪三种，牛、 羊不在其中。而其中的粳米干膳、香米干膳、老米干膳，或许不是米饭，而是以这几种米类做成的饭团，是否如此，这就必须请教饮食高明了。在每一餐中，都出现汤类，都出现粥类，说明慈禧喜欢这两类食品，尤其是对于香米粥，餐餐具备。在材料中，以当时的标准，只有海参一样较为贵重，其他都属于平常。此外，她对于“包哈攒盘”情有独锺 ，在早、晚膳中皆有出现，而且排在首位，“包哈” 看似满州语，攒盘或许就是今天的拼盘。鸭子出现的次数也有多次。
总的来看，慈禧用餐，菜色属于平淡无华，作为一个以“圣天子” “懿欤盛哉”自称的封建皇太后，一日三餐56道菜肴，不算其多，况且这是除夕前过小年的膳单，平日里大概不会超越此数吧！但是作为个人饮食，尤其是对于一个59岁的老人而言，确实是太多而且浪费。至于她在做寿时筵席如何奢侈，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备膳侍卫永福，领班柏唐阿景祥这两个满州人名字推想，慈禧既要福寿吉祥，同时也考虑到餐饮方面的安全。

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