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马来亚龙运铁矿工人的抗日爱国行动

李庆年［新加坡］


【前言】

1937年8月15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 简称“筹赈会”) 成立，陈嘉庚担任主席，立刻展开各种筹款活动，由于殖民地政府不准华侨直接支持中国抗战，委员会在名称中加入“伤兵难民” 字样。1938年10月10日，筹赈会组织扩大，改称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参与者包括了马来亚、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华侨。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轰轰烈烈展开的各种筹款活动中，却有一项非筹款活动，那就是在筹赈会的组织下，呼吁在马来亚日本人铁矿公司工作的华侨工作人员退出矿山，不再为日本人生产用来制造侵略中国武器的铁矿，其中包括矿工、职工、运矿船工等。响应退出的是丁加奴州之甘马挽(Kemaman)、吉兰丹州之淡马眼(Temangan) ；柔佛州之峇株巴辖(Batu Pahat) 、加亨(Kahang) 、兴楼( Endau) ；马六甲之金金港(Chin Chin) ；吉兰丹州之巴西富地(又称白沙滩)(Pasir Puteh)等处的工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丁加奴之龙运(Dungun)工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就已经经营马来亚铁矿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龙运铁矿。1927年，日本矿业株式会社勘定龙运矿山，位置在瓜拉龙运(Kuala Dungun)(华人称为龙运港) 西北方之铁山(Bukit Besi) ，并向当时亲日的英殖民地政府申请开采。日本人先填平低洼地区，在巴加河(Sungei Paka)上游搭建桥梁，铺设火车路，开辟道路，建起宿舍，1930年5月，投入生产。矿场没有提炼工厂，而只是利用人工挖掘露天矿砂，然后由小火车运往龙运河(Sungei Dungun)河口之瓜拉龙运，由于瓜拉龙运水浅，大船无法靠岸，所以铁砂由驳船装运出海，卸上轮船，运往日本，产量不是很大。1936年，日本人为了战争需要，将之发展成为半机械化开采，产量突然增加，但是仍须靠驳船运载出去。
日本在战争之前，每月的铁砂消耗量为240余万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后，铁砂需求量增 至每月600余吨。在马来亚，日本人所有矿砂总生产量，原先每月是9000吨，侵华战争发动后，每月产量突然增至200万吨。此时日本所需的600万吨铁砂，每月从中国东三省和朝鲜搜刮200万吨，另外200万吨用旧废料充数。因此，马来亚的产量占其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对日本显得十分重要。
在筹赈会指示下，林谋盛负责发动龙运矿场罢工行动，他认为，有3000名华工的龙运矿场，是全马来亚铁砂最大生产地，只要发动罢工，日本人的铁矿供应必将陷于停顿，于是在1938年2月中，派庄惠泉前往联络，先与矿场中的工人领袖白圭等人取得联系，配合不断前来影响矿工的学生、工人宣传队，鼓动罢工。为了协调罢工行动，林谋盛亲自前往龙运，通过关系与当地警方取得默许，保证罢工顺利进行。罢工在2月下旬立刻展开，3000人停止工作，铁矿生产立刻陷入瘫痪状态，日本人束手无策。
尽管日本人多方恐吓、利诱、阻扰，罢工行动按计划轰轰烈烈展开。龙运罢工得到全马来亚华人的支持，无论是商人、工人、学生、市民，都给予热烈响应，前往慰问罢工工人的支持者络绎不绝，最多人数时，达到一万人。这场关系民族与国家存亡的抗争行动，感染了许多华人，例如在龙运矿场开设杂货店多年的福建德化人陈节侯，罢工一开始，他就毅然结束生意，撤出矿山。罢工行动展开后，并无采取持久对峙方法，不久全体工人主动撤离矿区，南下新加坡。


【南下新加坡】

1938年2月28日，龙运华工连同家属，一共约5000人，开始撤离矿场。他们全部齐集在瓜拉龙运，其中800余人，先由陆路南下新加坡。3月1日，第一批由海路撤离的华工与家属340人，乘搭“大拉律” 号轮船，由瓜拉龙运出发，于次日抵达新加坡，而后还有1800余人(不包括家属)，等待乘搭轮船分批南下。
龙运华工退出矿山，给日本人带来停产的沉重打击，当时各地矿山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已发生罢工事件，在筹赈会号召下，又出现集体退出现象。日本人无计可施，就以利诱办法吸引离开的工人，凡是能够介绍一个工人回来，可得奖赏三元。此计在丁加奴之甘马挽有点奏效，共有120个离开了的工人因为觅职困难而回去，然而不久又集体退出, 由筹赈会安排在当地成为修路工人。筹赈会也呼吁替日本人充当承包工头的华侨离开矿场，另找职业，甘马挽包工头林接文等人甚且在报上刊登启事，以示与日本人断绝关系，启事如下：

启者：接文曾向甘马挽敌铁矿承包采掘工作，惟在此抗战声中，绝不容再 为敌人采掘军火原料，助长敌人凶焰。兹从今日起，宣告与敌铁矿山完全断绝 关系，并同所辖工人离山。今后若再供敌利用，愿受我政府最严厉处分，诸希 亮察为幸！
民国廿七年三月十日

同样的，甘马挽承包驳船装载铁砂的傅金荣等人，也在报上刊登启事：

启者：金荣、轩宝等，曾在甘马挽敌铁矿山承包运输及制造舯舡等工作， 自今日起，已实 行与敌完全断绝关系，所辖工人均已星散。此后如再有供敌利 用情事，愿受我政府最严厉处分 ，诸希亮察是幸！
廿七年三月七日

1938年1月9日，新加坡华人与印度人几个团体数千人，在南天酒楼前之旷地联合举行反日侵华示威，以纪念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提倡的国际“中国日” ，警察干预发放传单之人，扣留群众，几乎酿成暴动。华、印两族自此互相交流往来，互相支援，因此，筹赈会为了彻底断绝日本人的劳工来源，与马来亚的印度人组织“阿拉哈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 取得联系，该会对于华工退出日本人矿山表示支持，在南马印度文报章上号召印度工人离开各地日本人矿场，以增进中国与印度人民之友谊，此一号召获得300余名印度矿工的支持。日本人无法请到华工和印度工，只好实行所谓“马来化” ，招请马来工，并成立“护矿队” ，然而在日本占领马来亚的头两年(1941、1942) ，其产量降为每年只有60万吨，之后因为海上运输怕遭到盟军轰炸，矿场担心遭到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袭击，竟然停产接近三年，直到1945年投降。


【救济龙运工友委员会】

为了照应南下华工，筹赈会组织了“救济龙运工友委员会” (简称工委会)，其组织如下：

正会长：陈振贤；副会长：林庆年、林文田；总务：林谋盛、王吉士；股员：胡少炎、庄惠泉、黄奕欢、施方平；医务主任：王铁汉，副主任：周中人、曾有源；医生：祖功德、林云仙、罗晓川、张景明、邓颂如、曾和生、陈占伟、何敬慈、刘佩真；外科医生：王子微、高水源；小儿科医生：张再来。

在工人南下之前，筹赈会主席陈嘉庚以福建会馆名誉，捐出60000元，通过工委会，充作支援罢工工人经费。筹赈会先派人前往龙运安排各种事项，如临时住宿，运载船只，分批人数，分发证件，提供饮食，照顾病患与老人小孩，以及分配随队领途员等。出发前，在瓜拉龙运举行“万众一心” 大会，誓将完成此次抗日爱国运动。
南下的工人以龙运为最多，包括其他各地工人，总数超过3000人，包括家属在内，总共接近5000人。他们到达新加坡的首要问题是住宿，工委会利用当时因为树胶价降而空置的厂房、以及会馆、社团、医社、工厂、校舍等地方，作为安置场所，其中有后芭窑和丰瑞记树胶栈房、武吉巴梭晋江会馆、海南山瑞兴树胶厂、小坡亚洲工商社、善济社、新华油厂、九龙堂、学校校舍等。
工人中有福州人、客家人、广东人、广西人、山东人、江西人、江苏人、温州人，分配宿舍时并不按照帮派，而是以先后到达为根据，因此一处宿舍中包括了各籍工人。每一宿舍中设一位总管，下设数位队长，队长管理各队人数，负责传达和报告事宜。宿舍中驻有义务医生，负责看病配药。
宿舍中的伙食各自料理，可以自己炊煮，也可以出外买便，工委会每天发给每人两毛钱伙食费，足够解决一天餐费。与此同时，华侨社会各种公司、团体，纷纷捐献现金、白米、茶叶、肥皂、毛巾、药物、胶鞋、火柴、雨衣、罐头、面粉、饼干、咸蛋、腐乳、水果等等。慰问团体络绎不绝，计有新闻界、中医药联合会、工商校友会、星洲米业公会、南洋女子中学校师生、上海公会、温州会馆、江西同乡会、宁波同乡会、华北同乡会、三江会馆，以及许许多多市民。南洋女子中学校学生代表献上绣着“民族之光” 的锦旗。
在诸多慰问团体中，新闻界所起的作用极大，1838年3月12日，新加坡华文新闻工作者以及怡保、槟城、吉隆坡等地华文报记者，联合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组织“星洲新闻界同人慰劳龙运矿工大会” ，定于3月16日前往慰问。出席者有：陈戈丁、杨章文、孙童生、卓清河、邱衡近、霍刚彦、陈羊羽、陆康贤、胡涛、洪锦棠、郑雏菊、黄度、王仲广、何鸣吾、张楚琨、吴广川、杨恒业、石幼珊、戴益美、蓝彦哉、韩瑞元等。是日，共赴七个地方进行慰问，其间由同行的报馆工友发表慰问辞：

诸位亲爱工友:
此次诸位为国家民族之自由解放，牺牲自身之利益，放弃 个人之职业，与供给日本法西斯军阀制造杀人利器原料的日人铁矿，决然脱离 关系，此种爱国热诚之精神，吾人等非常钦佩！今天，同人等为钦仰诸位爱国 工友，故特到此慰劳，惟来时匆促，仅带生花一束，饼干一桶，此物虽微，然 可代表同人等对诸位工友一种热烈深重之敬意！

在新闻界慰问团到来时，各宿舍洋溢着爱国歌曲、口号，各宿舍也贴上抗战标语、漫画，抗日爱国精神，表露无遗。华文报界的慰问行动，促进了华文报界对此事更进一步的报导，对教育华侨关心抗日爱国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华文报纸还刊登了一些特写报导，如王修慧《存在龙运山的人群》(1938年4月1日、2日《南洋商报·狮声》) 、阿Q《龙运工友宿舍巡礼》(1938年4月19《新国民日报·新园地》) 、文翔《学习龙运矿工的爱国精神》(1938年3月25日《新国民日报·新光》) ，以及画页介绍，如《龙运铁山工友离职经过》(1938年3月11日《南洋商报》) 、《慰劳龙运铁山离职工友》(1938年3月14日《南洋商报》) 。
在南下的工友中，有一小部分染有吸食鸦片烟恶习，一部分患有其他疾病，为此工委会也动员医药团体进行医治，新加坡中医药联合会因此于3月19日召开会议，与会者为王铁汉、高水源、曾和声、邓颂如、李连升、周敬椒、永康公司、曾有源、信义行、祖德功等。王铁汉为主席，会上讨论如何协助患病工人，并议决由该会医生负起医治全责，征求药行报效药物、戒烟药物、药费，发动会员医师，前往各宿舍为患上烟瘾的工人诊治。从3月12日开始，参与诊视的医生有曾和生、王 铁汉、曾有源、祖德功、刘佩真、罗晓川、张景明、林云仙、张再来、陈占伟等。王铁汉、曾有源两人被举为戒烟主任，各人分头携带各种药行报效的戒烟药水、药材、药贴，免费为工人治疗烟瘾，后来更借用九龙会和晋江会馆为诊治中心，并推荐工人前往医院和天南坛戒烟社住院治疗，务求尽速根除烟瘾，恢复健康。其中多数患有烟瘾的工人前往天南坛戒烟社医治，此社每天可以容纳二十人进行戒烟，其办法是以意志力控制吸烟的欲望，入社时必须宣誓，此后永不吸烟，并拍照作为凭证。由于患有烟瘾的工人不少，该社发起“临时委员会” 以进行工作，该委员会组织如下：

总监察：赵文渊；交际主任：黄奕欢，组员：陈辉煌、司徒兆德、高水源、陈文大、吴声梓、卓开榜、吕冰贯、詹芳羡、张家丰、曾好、许文额、赖国吝、林妈愿；文书主任：张英伟，组员：杨允运、沈锦友、陈应忠、李谦赐、邱岳峰、郑世达；纠察主任：陈大乙，组员：陈建道、高铭政、林乌亲、蔡陆、陈文慈、黄文律、陈静兴、柳佳委、梁文气、吕芋旦；戒烟主任：陈新炮，组员：囗穗秧、张敬忠、王光钝、陈炳辉；福食主任：陈启暂，组员：胡文罗、许文树、黄万兴、李朝枝、颜祜奢、王文情。

天南坛戒烟社的功效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中医药联合会所派出的医师，以及各药行所赠送的戒烟药物，对于患有烟瘾而又无烟可吸的工人来说，无异是绝处逢生的救星。除了烟瘾问题，工人中患有脚气病和水肿病的人有百余名，皆由万山栈药行报效药贴医治。


【动人心弦的欢迎大会】

1938年3月11日，救济龙运工友委员会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欢迎龙运华工大会，全体3000名华工与2000名欢迎者，约共5000人齐集一堂，声势浩大地展示华侨团结的力量。会场上高挂孙中山像和民国旗帜，台上横书“民族敬礼” 四个大字。各团体代表、新闻记者，受邀参加者，无不兴奋自豪，同仇敌忾，爱华音乐社铜乐队在旁演奏助兴，会场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乐曲不绝于耳。
在大会上，工委会负责人林庆年、周献瑞、王吉士、庄惠泉，以及华北同乡会、温州会馆、中医中药联合会代表，都发表了遣责日本侵略中国，赞扬龙运工友的爱国行动的演讲。龙运工人代表石凤亭上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说明为何进行罢工，为何撤离，充分表现出蔑视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获得全场热烈掌声。
庄惠泉在演讲中特地提到两件事，一是许多过去替日本人当走狗的工头，终于在大气候下认识错误，不但辞职，而且还登报表示与日本人决裂。二是一位名字叫陈亚芬的女士，其丈夫是台湾人黄亚玉，一向在龙运矿场当工头，作威作福，为虎作伥。当工潮发生后，工人纷纷退出，陈亚芬劝其丈夫也退出，黄亚玉不肯，因此陈亚芬向他提出离婚，脱离关系。陈亚芬为了民族大义，牺牲自己的婚姻，在马来亚华人历史上，可说是第一人。庄惠泉介绍之后，全场为之沸腾，掌声不断，人们在会后不肯离场，非要陈亚芬上台露面不可，陈亚芬终于上台，台下掌声雷动，《义勇军进行曲》高奏，群众一起引吭高歌，大会达到了最高潮。


【温州人与龙运矿场】

南下华工面对的更重要问题是职业，因此去留成为急需解决的事项。当时，留下来的工人，或由工委会，或由同乡戚友代为介绍工作，而打算回国的人，由工委会出资送返，大部分人选择居留下来，4月底，工委会工作结束。
在龙运矿场中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浙江、江西、江苏、山东几省的华工远远超越华南各省籍工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以上几个省籍的华工南来较晚，一般在民国初年，当时较易谋生的职业已经有人满之患，他们之中，如果没有一门手艺，只有寻求出卖体力的粗重工作，后来者的情形也是一样。从第 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 ，到北伐战争(1926年) 到蒋介石清党(1927年) 时期 ，上述各省来人较多，1927年龙运矿场投入生产，需要大量劳工，因此这些“新客” 纷纷前往觅职。采掘铁砂虽然辛苦，生活却比起在家乡挨苦好些，于是在互相援引下，把家乡的许多人招呼南来。龙运矿工中，温州人占有1000多人，数量最大，这些温州人是来自温州地区的瑞安、平阳、文成、乐清等县。
当罢工浪潮兴起时，其中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强烈的温州人如梅仲微、胡有志、林仁榜等人，立刻率先脱下日本人发给的衣服、鞋子，当场撕毁拆烂，表示对日本人的仇恨。南下之后，其中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返国，还有一部分当了海员。留下来的人分散在新、马各地，从事各种职业，在日本人侵占马来亚之前，北马的彭亨有不少温州人从事开芭种地，战后在金马仑高原种菜人家中，还有温州人的身影，就是当年离开龙运矿场而形成的。那些当上海员的温州人，后来散居在欧洲的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地，有些成为当地的侨领、商人，如梅仲微后来成为成功的餐饮业老板，历任荷兰瓯海同乡会、旅荷华侨总会会长。也有些从事皮革业，如制造皮鞋、皮包之类，中国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皮革业纷纷涌起，其同乡在欧洲的先驱榜样是一股推动与效仿动力。胡有志、林仁榜等人则在抗日救国，抗日卫马运动中作出贡献。许多年后，梅仲微在荷兰乐于帮助同乡，帮助家乡建设，与不忘当年会馆的协助极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温州会馆在当年协助同乡觅职与返国的工作方面，尽了极大力量，捐资捐物，代寻工作，不落人后。
六十年代时期，新加坡温州人从事的木器业进入萧条状态，温州人兴起前往欧洲经营餐馆的热潮，为他们援引牵进的，就是当年留居欧洲的老海员。温州人远赴欧洲，是新加坡华人行业史在经济转变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为了生存，他们扶老携幼，在毫无外来援助下大批前往欧洲，当新加坡还未鼓励人民外出创业时，他们已经大胆闯荡，为新加坡赚取不少外汇，时至今日，并未见任何赞扬，实足为憾！


【后语】

龙运矿场在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期停顿了近三年，和平后，因为属于敌产而被殖民地政府没收。1947年，英国人将之交给“东方矿业有限公司”(Eastern Mining & Metals Co. LTD.)，改用机械生产。1948年，英国人颁布“紧急状态” ，矿区附近的华籍居民，全被迁往“新村” ，周围一片荒芜，如同鬼域。
早在龙运矿工撤离之前，日本人的矿场不断发生罢工事件，1938年1月13日，加亨矿场226名矿工停产抗议；1938年1月，峇株巴辖2000名矿工罢工，不久全厂机器被焚毁。龙运铁矿工人的抗日爱国行动，在筹赈会积极进行筹款活动时发生，对于筹赈工作产生了推动作用，全体工人坚决有力的行动，对号召华人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另一方面，它刺激了各矿场工人的反抗情绪，因此，甘马挽、淡马眼等地的工人紧接着也一齐撤离了。
在筹赈会发出号召后，罢工已经不是单纯的工业行动，不是劳资的对立，而是关系民族与国家存亡的斗争。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开采制造军火武器原料的矿场，针对性十分强烈，在筹赈会的领导下，更显得意义突出。龙运矿工抗日爱国运动取得胜利，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当时马来亚各地，罢工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英国资本的，华人资本的，日本资本的工厂、矿场、胶园，到处都在罢工，龙运矿场早已在酝酿之中，因此当筹赈会发出呼吁，它立刻响应并且行动。
二、龙运矿场的矿工，几乎全是华工，筹赈会的罢工指令，不仅跨越劳资问题，而且明确指出关系民族与国家存亡，在华工群体中产生共鸣。
三、日本人无法获得印度工人支持，而“马来化” 又不能产生作用，尤其是从瓜拉龙运运载铁砂出海到轮船卸装的驳船业，完全控制在华人手中。
四、英殖民政府因为与矿场没有利益关系，所以对于这场罢工行动袖手旁观，没有加以干涉。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殖民地主义者的眼帘底下进行，尽管侵略者与殖民主义者曾经互相拥抱，华工的英勇行为也使殖民主义者胆战心惊，他们把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他们表现出高度的组织能力，团结一致的决心，以及彻底打败敌人的勇气。其次，他们树立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榜样。再次，他们展示了南来华人的自信与尊严，有力地反击了寄人篱下的种种耻辱。在马来亚华人历史上，是光辉的，不朽的一页！

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完稿